陈兵:泰国王权的由来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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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泰国国王蒲眉蓬去世,泰国全国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这种悲痛既是对失去良君的惋惜,也隐含着对国家未来不确定性的深深忧虑。

不同于英日等其他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泰王拥有法律规定之外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和隐性权力,是国家宪政体制的最终仲裁者,这才出现国王去世撼动国家体制、影响国家未来的罕有现象。

泰国为何是特殊的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泰王的“法外之权”又由何而来?回顾泰国君主立宪制80多年的发展史,答案并不难得出:宪政体制的不完善。

泰国宪政体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军队独立和政党软弱。泰国军队自1932年宪政革命之后,就打着忠君的旗号,形成独立于民选政府的“二重内阁”。军队只对国王负责,内阁无法指挥军队,军队却能凭借武力干涉政局,甚至发动政变夺权。

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政党林立,组织涣散,未能形成稳定的体系。民众对政党政治始终难以信任,造成政党软弱。这一方面造成民选政府无力对抗军队,另一方面政党在政治参与方面的作用不足,让泰王取政党而代之,成为一般民众联系统治阶层的主要甚至唯一媒介。泰王通过与基层民众直接联系,得以独占民望。

军队独立与政党软弱,使泰国宪政体制经常处于非正常状态,军队与民选政府对抗,军事政变频仍,宪法和国会屡遭强制废止和解散。据统计,自1932年至今,泰国发生的军事政变及政变企图高达23次,军队直接镇压人民运动也达数十次之多。宪政体制的非秩序化一旦出现,原有的宪政制度往往被打破乃至颠覆,在新制度产生前的空窗期,就给了泰王扩张权力的机会。

蒲眉蓬曾说,“假如国家有法律,人民就遵守法律;如果没有法律,那么我的意见就会被参考。”而在1991年军事政变推翻差猜·春哈旺政府后,蒲眉蓬的表态则更加明了:当宪法废止和国会解散,人民的付托就自然来到国王身上。

在获得扩权的机会后,取代政党功能的泰王又能独得人民的拥戴,深厚的民望为其把握时机,获取“法外”权力提供了政治资本和基础条件。拥有高民望的国王的认可即意味着人民的认可。国王“背书”成为权力正当性的最重要来源,为各方追逐。这样,泰王就从宪政体制定位下的“半虚君”,一跃而成为对国家大政有普遍影响力的幕后实权君主。

在蒲眉蓬在位时期,由于国王个人极高的政治魅力和善解民意的高超政治智慧,泰王受到民众极度的推崇和爱戴,泰国立宪王权也达到空前的高度,为立宪80多年来三任泰王之最。泰王认可成为了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也即泰王是国家宪政体制的最高仲裁者。

近似“半神”的蒲眉蓬驯服了国内几乎所有政治力量,特别是成为了唯一能控制军队的人,军队政变必须经国王认可才能获得合法性,泰王也通过军队的宣誓效忠进一步加强权威。

但在蒲眉蓬在位后期,达信和泰爱泰党强势崛起,泰国宪政体制已发生结构性变化,而今蒲眉蓬又离世,泰国王权又将走向何方?

随着民主的发展,军队干政的正当性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自1992年苏钦达军政府倒台后,泰国开启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民主化进程,成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之一。同时,达信和泰爱泰党在泰国政坛异军突起。凭借着扎实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泰爱泰党迅速赢得多数民众特别是东北部贫苦农民的支持。2001年,泰爱泰党一举成为泰国70年宪政史上第一个在议会赢得过半席位的政党,改变了泰国政党软弱的局面。政党的强势也让民选政府更有底气对抗军队的影响。达信上台后,就采取了以警察代替军队部分职能等一系列削弱军方势力的措施。

然而,军队独立于政府的体制并没有被改变。选举式民主的深入,又使泰国极化对立的阶级矛盾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泰爱泰党的支持者多是东北部农业地区的草根阶层。达信的强势执政,引发首都曼谷和南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强烈不满。由于占人口少数,中产阶层在选举中永远是输家,只得诉诸街头运动、抵制选举等体制外诉求,导致社会对立和政治动荡。这就给了军队重新干政的借口。2006年和2014年,军队又两度在政治混乱中发难。
泰国极化对立的社会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泰国军队仍存在干政的动机。因而,泰王在未来仍有着在国家非常时期保持乃至扩张权力的机会。

但是,如上文所述,泰王发挥政治影响力需要以高民望为基础。蒲眉蓬最可能的继任者哇集拉隆功王储,恰恰在民望上十分欠缺。王储长期居住在国外,生活奢靡,私德不佳,在民望上反不如诗琳通公主。如果王储顺利继位,泰王是否还是民意的代表,国王的认可是否还意味着人民的认可,都存在着疑问,泰国王权也将面临考验。

近来,随着蒲眉蓬健康的恶化,王室已在努力改善王储形象,为其将来继位做准备。然而,要真正赢得民望,却绝非易事。除了自身固化的形象之外,由于达信集团崛起,泰国政党软弱的局面已被改变,泰王已不再是联系普通民众与统治阶层的唯一媒介。就像达信的支持者高呼“万岁”,这一原来只能对泰王使用的词语支持达信,泰王已无法继续独占民望。

另一方面,随着民主的发展,泰国的民情民意已与蒲眉蓬在位时期有了一定的区别。泰国民众早已不是1932年宪政革命时,自始至终对政变一头雾水、浑然不知的曼谷百姓。虽然泰国法律严格要求民众“勿议王室”,但近年来私下对王室的议论却从未禁绝。

蒲眉蓬在位时期,研究君主制最知名的专家颂萨·贾迪拉萨古就认为,“泰国君主制的形态不会再像这样持续下去”,并指出泰国君主立宪制有转变为欧洲或日本的议会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民望不足的哇集拉隆功王储继位,是否会是泰国王权的转折点,值得继续观察。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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