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慧良台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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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艺术这条路，如果没有一定的热忱，很难坚持下去，我只有一个梦想，我真的很喜欢音乐，所以没有放弃这条路。”
有“天使手指”美誉的国际知名钢琴家陈瑞斌(Rueibin Chen)，近来返台参加嘉义、屏东艺术节，忙里抽空接受《联合早报》专访，作上述表示。
陈瑞斌16岁就在意大利拉赫曼尼诺夫(Rachmaninoff)国际钢琴大赛崭露头角，接着又在鲁宾斯坦 (以色列)、肖邦 (波兰)、Bachauer (美国)、卡拉斯 (希腊)、维也纳 (奥地利)和Manresa 贝多芬奖 (西班牙)等重要国际钢琴大赛获胜，被欧洲乐评誉为“20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
1967年出生于台南市的陈瑞斌，自幼在教授音乐的父亲启蒙下，很早就展现音乐的禀赋，12岁通过政府考试，获得“天才儿童”护照，然而，“天才儿童”护照仅意味暂时不用当兵，政府并未提供公费与协助，父母犹豫再三，来年仍决将其送往奥地利，成为维也纳音乐学院年纪最小的大学生。
当时未成年的陈瑞斌每年须到警察局申请居留，食衣住行样样都得自己张罗。“我曾缴了三个月的保证金，却因长时间练琴，被整栋住户嫌太吵联署赶了出去”，类似遭遇发生了三四次。
13岁的孩子多半犹不知世事，但为了走音乐这条路，陈瑞斌只身在语言不通、鲜少看到黑发亚裔人士的异乡生活与学习，一年仅与家里通两次电话，内心的孤寂无助诚非外人能理解。
在欧洲念书的学生不准打工，“当时重要的比赛都在东欧，但那不过是张纸，是一个荣耀，且若无相当程度的语言能力，与他人的沟通会有相当的障碍”。
家里的资助只维持到16岁，之后就完全靠他表演或比赛的奖金过活，家里寄的钱每半年从美国转到欧洲。“我也怕饿死呀!”言及此，他上身突然往前倾，手指扶了下镜框，正色地说，“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存款簿，真的！我要算这半年我会发生什么事，要多少钱，参加比赛的旅费都得精打细算，很幸运可以撑到今天，还可以做音乐家”。
经济的拮据，生活的彷徨，都比不上现实环境的严苛。
“出国前，中文的‘做人’两个字没学过，我也不晓得‘做人’的意思”，16岁就进入社会，举目无亲的陈瑞斌，举凡参加比赛、办证件、谈合同，在欧洲搭飞机、坐夜车，全都得自己处理，没人教他，一出门可能一个月，回到家满地的传真纸，“很多事都是从经验一步步学来的”。
除了英国，陈瑞斌在欧洲的奥地利、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就读过，深深感受到欧洲各国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无论是音乐会后的庆功宴，即使喝个啡啡都会谈到历史，“出国时我只念完小学，连中国历史都没有念过，遑论奥匈帝国的历史，我很难切入，更何况是用德文谈历史，很难和别人打成一片”。
迄今他都还记得16岁第一次出去比赛，结果未卜，返回旅馆踽踽独行，满腹酸楚猛地涌上心头，他不断自问:“我在干什么?为什么我要这么苦？”德语尚不流利的他必须找个包吃包住之地，事前还特地学了一句德语，每天就问旅馆老板娘这句话：“请问今天吃什么？”未料三四天后，老板娘突然不耐烦地朝他咆哮说：“我今天煮什么，你就吃什么!”“从此我不敢吭声，每天吃得饱饱的，只差没送去给人家宰。”回首来时路，爽朗的笑声背后尽是满腹委屈。
16岁在意大利拉赫曼尼诺夫国际钢琴大赛得奖后，陈瑞斌首次在维也纳柏林爱乐厅表演，没有父母的庇护与叮咛，“当时很紧张，连上台那两三阶爬上去都滑下来，是背后的指挥把我推上去”，但一坐到钢琴前，他既笃定且从容。
20岁那年，陈瑞斌在以色列鲁宾斯坦再拿大奖，吸引了俄罗斯知名钢琴大师拉萨?贝尔曼（Lazar Berman）的注意，陈瑞斌与年逾花甲的贝尔曼闲聊后当场弹了两小时，贝尔曼首肯收其为徒，陈瑞斌也成为贝尔曼唯一的亚裔学生。
贝尔曼以严厉著称，陈瑞斌曾目睹专程坐15个小时的车来求教的人，只弹一页，就被贝尔曼轰回家，“上他的课，压力真的很大，他每次跟我讲完一个东西，我要停三分钟后才敢弹，要思考他讲什么，我能不能做得到”。“他并未教我演奏风格，他教我的是对音乐的理解，即便我是他的学生，但在艺术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过去，他的过去很传奇，我学到更多的是他的人生经验。”
也就是在这种严格要求与苦练下，陈瑞斌这位东方人精湛的琴艺令西方人折服，音乐与情感融而为一，无论是气势磅礡或是婉转细腻的曲目，总能触动观众的心弦，尤其是诠释高难度的俄罗斯等西方作品，更让不少人赞叹“他前世一定是俄国人 ”。
多年在异乡的孤寂与生活的挫折、瓶颈与压力，是对陈瑞斌的考验与淬炼，“没有这些，无法塑造出我今天弹琴的风格和感觉”他说。
在国际大放异彩，十年后应台湾总统府之邀回台，这是陈瑞斌出国后首次与父母重逢。
谈及父亲，陈瑞斌原本兴致高昂的语调转趋缓和，目光陷入沈思，“直到今天我没跟他说过，搞不好他也不好意思跟我讲，当时我有点认不得他，可能他也不太认得我”。
毕竟出国时他不过是个孩童，回台时己是誉满国际的音乐家，“20几岁之前，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只能从中央社和报纸看到我得奖的消息， “当年那个决定对我、对他们都不容易，”。
父亲原本期望他学成归国谋个教职，捧个铁饭碗，但他的成就远远超过父亲的期望。“不是期望，是想象”陈瑞斌修正记者的说法，“就算是当大学音乐教授，也不需要这么做，一点都不值得，牺牲太大了!”不过，他还是很感谢父亲让他出国，“当时没有网络，我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出去，这条路又会不一样了”。
功成名就后的他常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巡回演出，即便返台也鲜少有时间与父母相聚，“叔叔对我母视说，你这个儿子是属于大众的，不是你的”。
访谈过程中，陈瑞斌坦率、真诚，偶尔有些腼腆，但谈起他结合了浸淫30年的西方文化与自己血液中熟悉的东方文化的音乐创作，坚定且自信，在事业已达颠峰之际，他更充满使命感，希望将自己独特的成长经验传承给下一代，“我只想用音乐留一点东西下来，可能和欧美交流，可能作两岸之间和平使者，并把华人文化推广到海外去”。
这位在西方得奖最多的华人钢琴家，深感欧洲各国极力保存自己的文化特色，近年成立了“天籁之音” （L'Ensemble du Ciel），结合东西方的乐器，引领台湾年轻音乐人才在美国林肯中心、悉尼歌剧院等地演出，大获好评。
与两岸历届文化部长都很熟稔的陈瑞斌认为，台湾的外交困境固然有影响，但两岸制度不同，中国大陆对音乐家的重视与支持可能是全世界首屈一指，他希望台湾政府多重视文化的推广，也可藉由艺术文化进行外交亲善，“不要只邀外国团体来台商演，他们演完拿钱就走，留在这块土地或对台湾的帮助在哪里?有多大?”
两年前他与美国洛杉矶爱乐交响乐团在洛杉机最大的户外演奏场地——好莱坞碗 (Hollywood Bowl)演奏黄河，两万张票全数售罄。演奏结束，乐团里一位华人乐手潸然泪下，“在里面工作20几年，从来没想到可以演奏自己国家的作品”，此语令他印象深刻。
多年来西方文化凌驾东方之上，很多在西方的华人不敢认同华人文化，陈瑞斌对此很不以为然。
“以前华人音乐家根本不想讲中文，刻意不和华人接触”，他感慨说，现在很多华人乃至下一代都是受西方教育影响，他希望尽其所能，让下一代不要忘了自己的根、自己的本，“我们中华文化有它的美、它的意义与价值，我希望大家能以自己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傲，也让白人了解，他们有奥匈文化，我们也有中华文化，甚至比他们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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