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垦一片发光的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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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看名商

科技的冲击以及市场的骤变,令许多传统行业不得不面对转型,且听听本地出版业两对知名的夫妻档如何卧薪尝胆,以多元化的发展应对重重挑战,持续擦亮自己的品牌。

世界科技主席潘国驹:用畅销书“养活”冷门书

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一年出版多达五六百本新书,以及上百种学术期刊,全世界有近30万家研究院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都是世界科技出版社的订户。

出版是知识的传递、传播,新加坡不少优秀学者、知名文人对出版虽有兴趣,但毕竟新加坡市场太小、难展拳脚。

世界科技主席潘国驹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新加坡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向来不缺人文荟萃、科研论文、政经评论和文艺佳作,独缺的是本地市场。出版业要突破就要开拓海外市场,定位一定要十分明确、准确,世界科技出版社就是专门编印、发行英文科技丛书的出版集团。

今日,世界科技出版社稳居亚太科技出版业的龙头老大。潘国驹和太太廖雪娜1981年成立公司时,亚洲的英文科技出版可说是一片空白。经济蓄势待发的新加坡虽是“四小龙”之一,科技研究仍远落欧美,当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教学的潘国驹,曾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奖者杨振宁教授和萨拉姆(Abdus Salam)教授交流意见,深深感叹亚洲科技虽已有长足进展,可是区域内却没有一家高水平、足以和欧美并驾齐驱的国际科技出版社,潘国驹因而看好科技出版事业的发展潜能。

一开始,潘氏夫妇就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廖雪娜回忆说:“我们把裕廊的中等入息公寓(HUDC)抵押给银行,取得20万元的贷款,先在厦门街旧屋找到小店面,半年后才搬到小坡书城,员工五人。”

在书城刚站稳脚步,新加坡陷入建国以来首个经济衰退。潘国驹表示,经济虽然起起落落,公司始终没有受影响,业务一直平稳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采取按部就班的业务方针,经济向好时,我们就掌握市场的脉搏,及时加快发展脚步。我们不能确保出版的每本书都能赚钱,即使是亏钱的也会设法减到最少,以畅销书“养活”一些冷门书,这不失两全其美的经营之道。

他强调:“能卖的好书一定要有精彩的内容、高水平的论点、独具的想法,能跨过时代和区域,因此一本书的选题务必要快、要准,找到读者和市场所感兴趣的卖点。在作者执笔之前,我们的团队会和他进行多次的讨论,研究哪些是最能吸引读者的切入点,这方面就需要时时创新、突破。”

SG50丛书是“对国家的敬意”

近两年来,世界科技的两本最畅销英文新书是新加坡前公务员首长、政府投资公司(GIC)总裁林祥源的《怎样当领导》,以及前外交部长杨荣文的《榕树下的沉思》,前者的销量近四万本,令市场惊叹。去年,新加坡欢庆建国50年,世界科技出版的“SG50”系列,推出四种语文25册丛书,中文书计有四册。

潘国驹直言:“出版这类丛书志不在盈利,而是对国家的敬意,是一份献礼,不过要找最适合的专人执笔、说服最好的人选编辑的确是个考验,成功出版这套丛书证明我们的人脉和实力,大家都乐意和我们合作,共同记录国家的发展之路、成功之道,有回顾、有展望,意义深远,不能以盈亏衡量得失。”

世界科技出版社的成功秘诀就是以专人编著专书,在出版业明确市场定位,树立自己的独特品牌、建立卓越行业信誉。

1991年,世界科技获得瑞典诺贝尔基金会的授权,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出版发行自1901年以来诺贝尔奖得主的生平及演讲文集,并成为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著作的主要出版机构。

1996年,世界科技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科技图书和期刊。近年来,世界科技又陆续与在以色列创立的沃尔夫奖(Ricardo Wolf),以及2002年在香港创立的邵逸夫奖签订合约,为得奖人出版专著。

世界科技以新加坡为总部,公司也在美国新泽西、英国伦敦、印度真奈,以及北京、上海、香港和台湾等地设立分公司。此外,世界科技和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及麻省理工等世界级大专学府联合出版各类高科技书刊,内容涉及基础科学、电脑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生命科学、商业与管理等各学科领域。

海外市场方面则三分天下,美国、欧洲及亚洲各占三分一,亚洲市场重点在中国。

20年前已开设网上书店

多年来,世界科技也与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数学大师苏步青、陈省身、华罗庚,物理学家赵忠尧、谢希德、郝柏林,遗传学家谈家桢等中国科技界和全球华裔学者,保持长期的密切合作关系。

公司引以为傲的就是,世界科技是全球第一家出版社,把中国顶尖科技专家及其专业成果,以英文丛书的方式有系统地全面介绍给世界。

早在1996年,世界科技开设新加坡第一家网上书店,每月点击率超过600万次,并开始出版公司期刊的电子版。目前有超过100种的期刊,其中九成是电子版,书籍的电子版大约占两成。发行期刊的一大好处,就是期刊一般是先收订阅费,可根据订户的数量调整印刷量,这有助于营业资金的周转。

所谓“行家好赚钱、专家易致富”。世界科技集团一年营业额已达到5000万元。

另一方面,20多年前,世界科技另成立以华文读者为对象的八方文化创作室,市场定位及发展方向,与母公司息息相关。科技、教育、文史这一类的华文书籍是八方强项,很多还是母公司的作者资源,譬如杨振宁、陈省身、杨福家、余英时、王赓武、郑永年等。这类书籍已经形成八方的一个高端品牌。同时,八方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跃大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出版学术书籍。

截至目前,八方已出版五百多种书籍,每年大约出版近30本高品质的华文书。

玲子传媒创办人林得楠:新加坡不能没有萤火虫

李显龙总理最近在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不只一次提到新加坡人应勇于追求梦想、追逐彩虹。

从事中文出版、玲子传媒(Lingzi Media)执行董事兼总编辑的林得楠常想:梦想是什么?彩虹会经常为你出现吗?梦想就只是美好的生活与安定的事业吗?

小时候,林得楠的梦想是成为萤火虫,因为老家后院有很多萤火虫,它带给他的童年很美好的回忆。他本身爱写诗、写作,萤火虫不时会在他的诗中出现。他爱阅读,每一本书都像一只萤火虫,带给他光明与希望。

林得楠21岁时加入《联合早报》,成为当时早报最年轻的新闻编辑。工作10年后,他毅然辞职,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陈思齐共同开创出版事业,向友人租借一张办公桌开始,耕耘20多年,将玲子传媒发展成为出版界响亮的名字。

林得楠说:“我很想告诉总理,小有小的光,不是金牌的东西也能发光。梦想是可以从小小的萤火虫开始的,但国家建设已几乎让萤火虫消声匿迹,而在新加坡从事华文出版的一群业者,以及从事华文写作的作者,却像是在国家建设中坚持着发光信念的萤火虫,在国家的繁荣发展中,贡献了自己的光芒。”

林得楠今年当选新加坡作家协会新一代会长,更让他体会新加坡不能没有“萤火虫”。

他直言,一个没有萤火虫的童年,是缺乏营养的童年;一个没有萤火虫的城市,是缺乏梦想的城市。他和太太努力耕耘与发展的华文出版事业,以及一群华文写作人在默默从事的创作工作,其实是一种构建梦想的事业。

从萤火虫开始的信念,玲子传媒以华文为母语,以岛国为基地,多方位出版与发行各类书籍与青少年读物,20多年来,已为岛国的华文出版创造新气象。

由于阅读方式和语文教育的改变,多媒体阅读也成了阅读方式,英文书籍出版社近年来也面对市场萎缩的问题,华文出版更不用说。和英文出版社一样,为了维持长远发展,玲子传媒以多元化、综合性的方式发展华文出版社。

在多元、综合的基础上,“出版”不再纯粹为“出版”,它结合文学出版、青少年图书出版、华文学习读物出版、出版服务(收费出版)、图书代理、图书入口、校园阅读推广,以及校园书展等业务。

到2016年为止,玲子传媒累积还在流通书目上的书籍约400种,包括收费出版的累积出版品已超过2000种,目前是每年出版五六十种华文书,以及少量华文教学辅助读物。

业务似如三合一

创立20多年, 经过多次的转型,华文书出版、阅读推广与出版服务是玲子传媒的业务三大主轴。林得楠常以三合一咖啡来比喻玲子传媒的出版业务,因为出版与出版服务、图书入口、阅读推广三合一,是玲子传媒的业务特色,也是玲子传媒的强项,相信也是到目前为止,本地华文出版业唯一的三合一模式。

此外,玲子传媒多年来也秉持“华文阅读从小开始”的信念,积极在各院校推广阅读,一年举办超过200场巡回书展。

林得楠的事业伙伴是妻子陈思齐。陈思齐是公司董事经理,主要负责市场推广。自公司创办以来,陈思齐就领导管理级团队,亲力亲为将新加坡作品与新华文学推广到校园。

陈思齐说,玲子传媒这些年能顺利地在校园推广华文阅读,主要是因为能全方位为学校、教师、学生与家长服务,同时也能以不同配套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谈及这些年来,在事业上有哪些重要的决定或事情可值得一提,林得楠说,其一是在2003年,工商房地产业市场低迷时期,大胆地用现金购置房地产,并于2007年迁入后,免了沉重的租金负担。

这间约3000平方英尺、搭建二层书库后接近50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兼书库,让公司少了租金与搬迁的后顾之忧。如果当初不置业而继续租用工商房地产业,10多年来所支付的租金已足够在当时买下这间房地产。

第二件难忘的事是在约10年前的某一个晚上,林得楠认为对话会的作用不大,改为把一份如何在校园推广阅读的建议书直接电邮给李显龙总理,结果隔天凌晨就收到总理的积极回应,过后也收到时任教育部长尚达曼的回应,还因此被请到教育部和高官交流,并在那时知道教育部会积极探讨他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他说:“无论后来政府是否有采纳这些建议,但喜见这些年学校母语教学更注重课外阅读,也更重视本地文学作品与本地作家了。”

新加坡的华文出版业主要有三大块、教育出版、学术出版与文学与综合出版。对玲子传媒来说,虽然业务是综合性的,但是公司的品牌效应却来自华文文学与综合出版,这品牌效应也带动公司的其他业务,例如华文学习书籍、校园漫画等。

因此,“以书养书、小孩养大人”,成了新加坡出版业的现象,也是玲子传媒继续发展的关键。这也是目前出版大国的出版现象。

出版容易推广难

林得楠指出,在新加坡,出版书籍并不难,如何推广才是高难度问题。由于出版本地文学作品可向国家艺术理事会申请出版补贴,但很多华文出版品都是“入不敷出”的,所以出版后的积极推广才是重点。通过新媒体促销、建立健全的网购管道,是本地华文出版社的挑战 ,也是英文出版社的新挑战。

玲子传媒在四年前就更积极地参与海外书展活动,争取将一些新加坡华文文学书与非文学书带往海外参展,除了当作出版文化交流,也希望能在海外遇见伯乐,以授权出版的方式,将新加坡文学作品“出口”到海外。

“对玲子传媒来说,出版也可以是服务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教育事业,甚至是文学事业,它不能简单的归类为“制造业”。林得楠强调:”建设一个国家,不能忘记建设人的心灵,不能忽视文化产业的力量。一个重视文化产业、文学创作与国际文学交流的国家,其国力必然会越来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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