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资料显示，我国财政开支总额在10年间增长超过一倍，从2007财政年的330亿元增至2016财政年的714亿元。相比之下，政府收入则从430亿元增至830亿元。换句话说，在这10年间，政府收入增长93％，追不上116％的开支增幅。
过去10年，我国政府的开支比收入增长更快。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将对国家预算平衡带来挑战。
财政部资料显示，我国财政开支总额在10年间增长超过一倍，从2007财政年的330亿元增至2016财政年的714亿元。相比之下，政府收入则从430亿元增至830亿元。
换句话说，在这10年间，政府收入增长93％，追不上116％的开支增幅。
若看2017财年预估数据，总政府开支为750亿7200万元，经常收入仅为694亿5000万元，基本预算收支（primary budget position）约赤字56亿元。
取代国家安全和外交 社会发展开支占最大
如果进一步看政府开支项目，在10年前，国家安全和外交开支是政府最大的开支，如今则被社会发展取而代之，在2016财年占总政府开支的40.7％。
大华银行经济师陈达德认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政府必须增加开支，尤其是在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方面。
大华银行报告预计，我国人口老龄化今年将进入分水岭，65岁以上年长者的人数将首次超越15岁以下的人数。到了2030年，65岁以上人群是15岁以下人群的两倍。换句话说，我国人口仅需12年，就会和日本今天的情况一样。
陈达德说，人口老龄化加速不仅会导致开支增加，更多人离开劳动队伍也将使税收减少，影响财政收入。
星展银行经济师谢光威指出，政府今后除了要拨出更多款项应对年长者需求，也要继续投资发展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源，维持新加坡的长期竞争力。这会造成我国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对财政可持续性带来挑战。
与政府开支相比 财政收入过去10年增长较慢
和快速扩张的政府开支相比，我国财政收入过去10年间增长较为缓慢。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10年财政预算中，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s，简称NIRC）的比重逐渐增加，从2007财年的5.6％大增至2016财年的17.3％，并在这一年取代公司税成为最大的收入来源。
事实上，过去三年的预算案，都是靠NIRC才免于出现赤字。
NIRC框架是从2009年起实施，和原有的净投资收益（Net Investment Income）框架相比，旧框架只允许政府使用三家政府投资机构的实际投资收益，新框架则允许政府使用这些机构所管理净资产的预期长期实际收益，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资本收益，使用额度可高达收益的50％。
NIRC框架一开始推出时，只包括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贡献，从2016财年起，淡马锡控股的预期收益也纳入NIRC。即便如此，本财年的NIRC仍预计比前一财年减少1.8％。
NIRC预料减少，与当前艰难投资环境有关。GIC首席执行官林昭杰前年发布公司报告时就指出，接下来全球经济增速会持低，全球政府在政策选择方面已捉襟见肘，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趋势也不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空间不大。
谢光威说，除非政府决定调高净投资回报的使用额度，否则NIRC将逐渐减少。如果政府决定使用更多净投资回报，就会导致拨入国家储备的收益，也就是用于投资的本金缩水，这又会进一步影响投资回报。无论如何，依赖NIRC维持财政平衡的做法都难以为继。
“要应对这个情况，政府就必须设法开源节流，寻找更多增加收入的渠道。这解释了为什么政府要调高水费并征收碳税，今后其他税率上调也在所难免。”
除了三大税收来源 政府还有什么开源渠道？
林秀心指出，政府若急需要增加税收，还有多项的选择，包括关税、烟酒税、赌博税、汽车税，甚至可再度实行遗产税（estate tax）。由于本地家庭现在更加富裕，遗产税可贡献1％至3％的税收。
温镇全认为，政府也在考虑征收财富税和糖税。例如，政府可调高房地产税，或让房地产税更加累进（progressive）。此外，多个亚洲国家已经实行糖税，以推广保健。
不过，遗产税和财富税可能会影响我国大力发展财富中心的计划，政府在2008年取消遗产税，便是为了鼓励富裕人士把资产迁移至我国。
另外，政府明年开始征收碳税（carbon tax），温镇全预计，这可使未来10年的税收增幅相当于0.2％的国内生产总值。
岑义隆建议，可向非上市公司派发的股息征收5％的最终预扣税率（withholding tax），这意味着富裕人士无法通过设立公司来避免缴交更高的个人所得税。
新跃社科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特斯拉博士（Walter Theseira）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企业政策系教授方博亮博士则提出，政府可取消退休辅助计划（Supplementary Retirement Scheme，简称SRS）的估税扣税，限制公积金缴交的估税扣税额，这两者可带来超过10亿元的财政收入。
特斯拉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关键的问题是，估税扣税是否真的增加了退休储蓄？我们不知道。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估税扣税似乎无法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根据国内税务局的数据，每年本地只有6万至7万人利用SRS。
特斯拉和方博亮进一步指出，低收入者可存入SRS的款项不多，SRS估税扣税更可能是让富裕人士受益。
谢光威认为，政府在开源的同时也应该节流，避免推出笼统的津贴计划，如生产力及创新优惠计划（PIC），而是推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
三大税率比一比
我国的三大税收来源是企业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市场普遍预计政府今年宣布调高消费税，也有人认为个人所得税还有上升的空间。
企业税
我国的企业税率在区域乃至全球都属于相当低的水平。企业税是对我国财政收入贡献最大的税收（16.2％），调高企业税率能显著提高收入。
不过，长远来看，公司可能会因为税率调高而把业务转移到其他市场，企业税收不一定能取得显著增长，还可能减少使本地的就业机会。
去年12月美国通过税改，今年起把企业税从35％大幅削减到21％。新加坡目前的公司税为17％。
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岑义隆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新加坡是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对外来投资的依赖高。海外投资者的一个重要评估因素便是企业税。”
普华永道（PwC）新加坡税务主管合伙人胡和坤指出，美国进行税改，显示了全球各国都在积极争取吸引更多公司以便增加政府税收。
马来亚银行金英证券经济师蔡学敏认为，政府有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减税，幅度为半个或一个百分点，去年私人领域投资萎缩，可能是竞争力下滑的迹象。
个人所得税
这是我国的第三大税收来源（12.6％）。与不少发达市场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率相当吸引人，最高税率为22％。
根据KPMG的统计，亚洲的平均个人所得税为30％，拉丁美洲、欧洲和北美的平均税率分别为34％、35％和36％。
华侨银行经济师林秀心指出，政府不会希望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和香港的相差太远。此外，政府两年前调高一次，估计今年会按兵不动。
岑义隆说，个人所得税率高可能不利于吸引人才，不过略微调高还是可以接受的。他认为，最高税率不应高于25％，即年收入超过32万元人士缴交的税率可从22％略微调高，如超过60万元后的收入税率为23.5％，超过100万元后的收入税率为25％。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经济师温镇全指出，政府可能担心，调高个人所得税会打击人们工作的动力。
消费税
政府今年若宣布调高消费税，绝对不是什么意外。
谢光威指出，我国消费税率低于区域国家，例如韩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越南的税率是10％，日本是8％。
他受访时说，调高消费税在政治上不讨好，属于累退（regressive）性质，低收入人士受影响最大，但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消费税为政府财政收入贡献13.1％。
谢光威估计，消费税调高一个百分点，带来的额外税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4％。他预测，政府今明两年会各调高一个百分点。
林秀心提醒，调高消费税可能会给经济带来挑战，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而言，许多中小企业仍面对高商业成本以及客户的延迟付款。此外，如果新元走强，利率上扬，挑战更加大。
不少税务专家和经济师都建议，政府应该先向电子商务业者征收消费税，或降低消费税的营收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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