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摒弃唯恐人后的怕输文化

社论

2016年4月7日

财政部长王瑞杰今年所提出的新预算案,被坊间形容为是一份着眼长远,通过创新推动转型的方案。国会在辩论预算案时,主要分别从经济面和社会面进行讨论。官委议员郭晓韵前天的发言,则别出心裁地从文化面切入,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引人深思。她说,阻挠转型改革目标实现的最大障碍,归根究底是人性,特别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其中具体又以“怕输”心态为代表的国民恐惧心理。郭晓韵不无担忧地判断,当恐惧成为一种永久的国民特征,甚至是文化性格时,其结果将是划地自牢。

“怕输”确实已经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普遍心态,它初次登堂入室进入公众视野,应该是1999年时任总理的吴作栋在南洋理工大学学生会论坛上,发表《新加坡何去何从》为题的演讲。他半调侃地形容国人不只是追求物质上的5C(公寓、汽车、现金、信用卡、私人俱乐部会员资格),更有三怕:怕输、怕死、怕老婆。当然,怕输作为一种大众心理,在那之前已经流行了好一阵子了。吴作栋当时呼吁,国人应该在继承各族文化的同时,也寻找彼此的共同点,并发展特有的新加坡人气质。

作为一个深具本土气息的概念,“怕输”其实涵盖好几层意思。它有不畏艰难,努力达成目标的积极性,也有考虑周全,为避免出错而准备不同预案的做事习惯。在消极的一面,它则形象地描绘了一种唯恐人后,担心自己失去占便宜机会的不良心态。而这一层面,恐怕已经越来越成为许多国人的潜意识;也正是这一层面,让郭晓韵担心国家的未来发展,将因此而无法取得突破。如果当年我们还可以自嘲地对待怕输心理,在当下更加不确定的环境里,我们或许应当以严肃的态度有所反省。

以“怕输”形态展现出来的国民恐惧心理,一旦成为日用而不知的文化性格,其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将无远弗届,而且又恰好站在“创新”“转型”等强调“改变”价值的对立面。在经济上,怕输文化导致墨守成规,因为担心失败而拒绝尝试新事物。同时,也因为不愿失去别人能获得的好处,就算自己并不能真正从政府所推行的奖励措施当中获益,也争先恐后地去申请资助,久而久之就沦为郭晓韵口中的“乞业家”,挤占其他企业创新的机会。

在社会层面,“怕输”势必导致自私自利的心态,害怕别人获得比自己更多的好处,因此随时留意占便宜且妨碍他人抢先机。一旦这样的国人多了,自然无法建立要照顾社会弱势、突出公平价值的所谓包容性社会。每次预算案公布后,一些人因为得不到好处,或是看不得别人得到好处而感到不满,已经预示了未来削弱社会凝聚力的因子。当社会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等趋势,都促使政府必须更注重分配时,只以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的“怕输”心理将引发更多的争议。

理解“怕输”心理为何养成,可能有助于改正的努力。这与政府自建国以来不断强调新加坡的脆弱性,不断激励国人自力更生不无关系。为了敦促全民奋斗,很多政策在设计上采取直接的赏罚手段,来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在这个意义上,“怕输”文化既是新加坡过去成功的动力,也是未来进一步提升、突破的障碍。要打破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怪圈,朝野恐怕都得反躬自省。国人在思考公共事务时,应当警惕自己是否被怕输心理所左右;政府未来制定政策时,也得投入更多的人文思考,避免过度的务实主义扭曲了政策原意。

五十年河东,五十年河西,文化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其改变也难以立竿见影,但只要问对了问题,答案其实已经在其中。如果我们承认“怕输文化”存在的事实——从郭晓韵的演讲赢得在场国会议员拍扶手表示赞同来看,基本的共识并非没有;如果能持之以恒,一如今年着眼长远的预算案,我们将可以从“零和”的本能走向“共赢”的未来。

LIKE我们的官方面簿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