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政治领导层的素质居于首位

社论

2016年4月30日

在今年的常年行政服务晚宴及擢升仪式上,李显龙总理选择以政策与政治为主题,详细阐述政治领导层与公共服务之间的主次关系。他特别强调,部长必须真正掌管他们所管辖的部门,而不是作为“非执行主席”。

一般公司企业里的所谓非执行主席,基本上是个董事部的挂名职位,没有实际的权力。公司的实权主要是在总裁或执行主管手上。强调部长不是非执行主席,倒过来说,就是他们必须扮演执行主席的角色。在这样的公司管理层结构下,执行主席是领导者,决策者,公司总裁或执行主管则是执行者,主次关系是分明的。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政府可以不断轮替,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公共服务部门,国家机器就可以如常运作。这样的认知当然是错误的,就如把政治领导层当作是公司的非执行主席,把公共服务部门的主管视为公司的总裁,主次颠倒,甚至错误地以为没有执行主席,公司也能正常运作。至少新加坡的情况并非如此。

在好些国家,政治平庸或许是一种常态,但也应说是病态。比如,在日本,在现任首相安倍二度上台之前,首相和政治领导班子不停地轮换,政党和政治人物忙着玩权力游戏而不是国家治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政府的如常运作,人们因此将之归功于日本的公共服务部门。在欧洲,政党和政府轮替,以及政治的无作为也是家常便饭。表面上看,这似乎也没有影响政府的日常运作。

不过,如果我们深一层分析,就知道在表象背后,情况并非如此。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其他地方,在民选政府没有或无法发挥其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多能干的公共服务部门也无法显现政治神通。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出现所谓“失去的二十年”,这和日本政府的频繁更替,素质低落,执政力欠佳显然有密切的关系。

就日本的例子来说,我们顶多只能说,要不是有一个相对能干的公共服务部门,日本今天的情况可能比“失去的二十年”更糟。一些欧洲国家如希腊的情况之所以特别糟糕,正是两害相残的结果,一方面是民选政府平庸无能,多数走民粹路线,与此同时,公共服务部门的素质也很低劣,比如,没有能力征税,致使国家每年损失大笔应得的税收。

基此,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一个民主国家而言,民选政府的素质和公共服务部门的素质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如果两者皆优,治理水平必然优越。一优一劣,差可名列平庸。而在两者之中,政治领导层的素质和作用居于首位。毕竟只有民选政府才能代表民意,制定他认为符合民意或国家利益的政策。

新加坡这些年来的治理,在世界上可谓名列前茅,这正是得力于具备了双优。一是民选政府执政能力强,二是公共服务部门素质和效率高,两相配合,相得益彰。而两者的关系一开始就是主次分明的。政治领导层的主导作用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它得到选民的授权和付托。

不过,这种主次关系的有效运作显然也必须建立在政治领导的高素质上,如果政治领导层的能力不足,那就很难领袖群伦,无法使人民接受政府的政策,遑论为公务员提供政策方向和政治指导,或是确保政策的落实与贯彻,同时有能力为公务员提供应有的保护。

新加坡的政府治理和行政效率举世闻名,归根结底得力于唯才是用的制度,不管是政治领导层还是公共服务部门,都一贯秉持这一用人的政策。过去50年来,民选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也都能服膺同样的治国理念,致力于促进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利益。两者配合,形成良性的循环。

不过,必须注意到一点,即独立以来,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政党轮替。我们不能假定这种情况能永久持续。长远来说,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即便出现政党轮替,政治领导层的高素质仍能保持不变。只有这样,目前国人所享有的良政才可能长久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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