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人力部长林瑞生在国会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协助中年失业者寻找工作。在“专业人员转业计划”及“职业支援计划”下，政府给予雇主更高及更长时间的薪金补贴，以鼓励他们雇用长期失业及年满40岁的PMET（专业人员、经理、执行人员与技师）。
我国居民（公民与永久居民）的失业率是3%，算是全民就业。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较，我国的就业率相当健全。然而，裁员及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趋势，不可等闲视之。
根据人力部的数据，去年冗员（裁员及提早解除雇佣合约）人数达1万9000人，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从2010年开始，裁员人数逐年上升。此外，长期失业者（失业超过25个星期)去年占总失业人数的20%，比2015年的18%；而那些因长期失业并对找工作感到沮丧的人数，则从前年的8700人增加至去年的9900人。
裁员及长期失业人数增加，部分原因是经济增长放缓的周期性因素。但科技迅速改变、经济转型以及年资工资制度的结构性因素，对PMET的冲击力更大。他们属于白领阶层，薪酬较高，但由于技能无法赶上迅速改变的职场需要，或是企业外移，因此在公司削减员工或转型时，往往首当其冲。
从发展趋势来看，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挑战，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首先，颠覆科技方兴未艾，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企业及员工都经历痛苦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企业及员工可能无法及时赶上而掉队。科技的发展，也导致职场的等级制度扁平化，中层管理人员的职位逐步减少或遭淘汰。
其次，我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经济转型。在行业提升计划下，有23个行业将通过数码化进行创新及减少人力的使用。这将提高企业的生产力，也为国人提供高素质的工作。但与此同时，那些跟不上改变的企业，要不是外移，就是结束营业。经济转型的阵痛，意味着裁员及中年员工长期失业的趋势，可能持续。
此外，虽然我国多年来推行灵活工资制，但根据工作年资加薪的年资工资制，基本上还是保留下来。由于中年PMET的薪酬较高，因此在企业精简员工或削减开支时，也是最脆弱的一群。他们一旦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公司，一般上再也很难找到相等薪酬及同类的工作。对于这群人而言，中年转换跑道是个不容易的调适过程。不少PMET转向从事门槛较低的自由工，例如房屋经纪或驾驶私人预召德士。在这个趋势下，结构性失业问题可能变得更为严峻。
对于个人而言，长期失业容易使人意志消沉，并很快地沦为沮丧工人而不再尝试寻找工作。不少中年PMET在失业后，从事自由工或加入零工经济的行列。这些工作的收入不稳定，也没有医药福利及公积金。其中有不少是从事与其教育水平或能力不相符的工作。我们必须警惕结构性失业问题所引发的隐蔽性失业现象。
对于企业而言，科技急速改变意味着它们必须加快转型以求存及发展。然而，由于技能错配，不少企业无法找到符合它们要求的员工而难以扩充业务。因此，输入外来人才及外劳的诉求，会越来越响亮。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在生育率低及劳动力老化的情况下，要不过度依赖外来人口，而又能满足企业不断改变的需求，是个不小的挑战。这意味着本地劳动力必须灵活应变，并缩短学习曲线，在技能上不断赶上科技的变化。
颠覆科技的发展步伐只有加速，不会放慢。因此，员工的技能提升也将没有终点。在瞬息万变及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我们有必要正视结构性失业问题及它所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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