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社论
1992年，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为来自中国的官员开办了首届“市长班”，转眼之间，25年过去了。这期间，中国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公共治理方面，都已取得飞跃性的进展，在好些方面，中国也已超越了新加坡，是新加坡反过来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市长班”，是否还有继续下去的前景呢？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王乙康前天出席“市长班”25周年晚宴时，便在演讲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也提供了肯定的答案。
南洋理工大学当初为中国官员开办培训班，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特殊的需要。那个时候，新中正式建交不久，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1992年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南巡后重新确立并启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而两国政府协议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显然让中方觉得有必要向新方借鉴一些管理经验，“市长班”因而应运而生。
25年来，到南大来上过课的中国官员已超过1万5000名，若包括后来新加坡国立大学开的同类课程，受训中国官员就更多了。“市长班”学员有些早已出任市长，有些则即将上任。学员中有许多如今都高居要职，其中三分之一担任司级或厅级或更高级职务，部级（即部长级）的则已有10多人。这１万多人分布在全国各省市，学以致用，算得上是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所作的小小贡献。
南大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透露，近年来新参加市长班的中国官员已有所减少，本届学员人数仅40多人，是巅峰期的三分之一，官员级别普遍上也不如以往高。这主要是中共十八大后提出“八项规定”，官方不再动用公费资助课程，如今来新上市长班的官员，主要靠学院和民间基金会所提供的奖学金。
中国官员上“市长班”借鉴的主要是公共管理，经历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可说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也开始形塑出具有本身特色或是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因此，向新方借鉴的必要性大大减少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市长班”这个机制其实可以配合两国国情的变化而转型，并继续抓住新的契机，发挥“互学互鉴”的作用。就两国目前的发展情况和所面对的问题看，这种“互学互鉴”的空间还是挺大的。新加坡早年的发展，既多有借鉴他国之处，也有因地制宜的自我创造。中国亦然，它借鉴新加坡经济先行的一些经验，如今不仅已经迎头赶上，也有了自己的创新和后发的优势。因此，两国依然可以密切交流，互相学习的同时，也可以集思广益，针对新的治理挑战共谋解决方案。
王部长在这方面就向南大提出了四大建议：一、引进新的课程，配合世界各国和中国都要优先专注处理的课题，如如何促进创新和鼓励企业精神；二、提供更多单元式和短期的训练课程，针对特定课题，深入探讨，配合外来官员的特定需要；三、新中合作，为第三方国家提供诸如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培训；四、集中力量培养更多的“中新通”。
这些都是很实际的提议。中国进入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诸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领导人关切如何缓和及消弭这种新的社会矛盾，新加坡对此可谓“心有戚戚焉”，这便是近年来我国强调及推出包容性发展策略的背景。
此外，中国现在正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沿线许多国家要搭上这趟发展列车，犹如中国当初实行改革开放一样，也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新中两国正好可以联手为这些国家的公务员提供适当的培训，传授适用的公共治理经验。
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求不同的合作模式，因此，像市长班这样的平台固然必须按不同年代的需求，作必要的转型，在国家层面上，合作模式同样也必须与时俱进。重要的是，大家都应珍惜长久的友谊，继续发挥合作的精神，求取互惠互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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