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财政部长王瑞杰前天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主办的“2018年新加坡透视论坛”上指出，随着人口结构改变，我国投入医药和教育等的社会开支，以及基础建设拨款在过去10年间显著上涨，财政开支总额也从2007财年的330亿元增至2016财年的714亿元。
副总理兼国家统筹部长张志贤也在论坛的演讲中说，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支出，预料将在几年内超越教育支出。我国医疗开支在2007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8%，这个比率过去近10年已增至原本的三倍。
估计到了2030年，新加坡人口五人中便有一人是65岁以上的老人，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速，医疗开支的上涨是个必然趋势。但我们不能坐视增长趋势如脱缰野马，多管齐下抑制是一项长期努力。卫生部自2014年起在官网上陆续公布上百种公共与私人医院收取的总手术费，不久前，13名专业人士组成收费标准咨询委员会，为常见的手术如白内障、盲肠炎制定收费标准，并在接下来两三年，委员会也会针对问诊费和化验费等服务类费用制定标准，供公众与医生参考。卫生部也希望通过这套收费标准有效管理医疗成本，加强医疗财务资源的可持续性。
抑制医疗费增长涉及的范围广泛，如有些病人和家属可能因为自身负担能力强，即使很普通的手术，为求一个安心，收费昂贵他们也能接受，这就无形中推高了医疗收费标准。所以，政府的监督不可松懈，我们不能容忍专科医生基于病人“付得起”而刻意调高收费。
此外，医生也不能基于病人有高级别医药保险的保障，而为病人进行不需要的手术或是乘机调高费用。公共和私人医院若发现这类个案，应该及时干预。保险业者在评估任何医药费索偿个案时，若发现不寻常的医疗费用也有责任提醒当局。对医疗成本的多层把关，才能确保医疗业处于健康运作状态。
在政府每年的预算中，国防、教育和医疗是三大块。医疗开支既然增加，教育和国防开支还能维持一贯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分量吗？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是为国家的未来投资，成效关乎我们的竞争力和经济活力，而且考虑到大学的不断扩大，估计难有节约的空间。这就让人联想到占最大份额的国防开支，是否也得重新审视和评估？
这是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但三军总长林清耀中将早在2016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回答过这一个问题，他说，与日俱增的基础建设和社会开支将影响我国国防预算的编制，为应对这个挑战，新加坡武装部队已通过一系列措施控制支出，包括尽可能提升和翻修现有军备，而不是一味斥资添购新武器系统。
新加坡政府多年来在国防上进行稳健投资，给国人带来安全感，给外国投资家带来信心，因此，国人对新加坡武装部队不断求取质的发展予以强力支持，新加坡能够维持一支东南亚最强大的军队，是因为政府多年来在国防上作庞大投资。
新加坡2017年的国防预算达142亿元，较前个财年略高出1.6%。国防部预算增长已开始放慢，符合所有部门的预算增长下调至2%以下的趋势。国防部长黄永宏去年在国会审查国防部预算的辩论中指出，即使在更新一些军备情况下，国防预算也可以保持在3%到4%之间调整，包括两艘潜水艇的换代和F—16战机的配备提升。另一方面，国防部也会尽可能节省成本，如部队已采用一种“智能型”的枪弹匣，能够模拟空弹的发射声音，因此每年省下140万元。但黄部长又说，如果有需要或是安全情况转坏，他会力求增加开支。
国防和教育开支，要省点不是不可能，但一砍就伤筋动骨，伸缩的余地不多，抑制医疗成本的不断上涨因此任重而道远，国家和个人看来，都得为这个目标继续操心和做更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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