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新困境

这几天,中国民营企业界颇不宁静。先是曾深度卷入薄熙来权钱交易黑幕的大连富豪徐明在武汉监狱突然离奇死亡,继而又有在中国民营经济圈内叱咤风云的上海富豪郭广昌被抓,虽然他旋即重获自由,但个中详情如何,他也是讳莫如深,天知道下一步,郭广昌还会往哪个方向走。

而12月16日最新的报道,则重新搅动了中国民企老板们的心绪。胡润第四次发布的《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显示,在胡润百富榜发布以来的17年里,一共出现了35位“问题富豪”,其中18人入狱,11人已出狱,5人在看守所里等候宣判,1人已被执行死刑。

牢狱之灾也罢,死亡之路也罢,这种高频率、高密度发生的“意外事件”,其实是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中国民企老板所处新困境的折射。这种困境,具体体现为政治上的迷惘、法律上的焦虑、经济上的危险和道德上的危机的四重叠加。

中国民企经历了差不多两代人的耕耘后,已经逐步从最简单的“原罪”中解放出来,却又不知不觉陷入了新的困境。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仍然是一个十足的“权贵资本主义”,这就意味着,任何人要想在这个环境下赚取巨额利润,要么是以国有企业的名义掠夺民众,要么就是民营资本和权力结盟,以扭曲权贵模式展开对民众的榨取或掠夺。

刚刚暴亡的徐明,就是这样的典型。徐明年轻,脑子活,眼光锐利,能够稳、准、狠地发现中国特有的“商机”,但这些再精明的素质,也比不过攀龙附凤更有效。于是,他想方设法结识了薄熙来,并成为薄的经济奴婢。徐明把所有的宝押在薄熙来身上。目的不只是为了依靠薄熙来的权力把生意做得更大,而是想成为薄以后“上位”的经济支柱,以此换取未来更广阔的空间。

今天看来,徐明的确眼光高远,敢想敢做。假如薄熙来博上位成功,今天的中国,岂不是徐明的天下?别说是王健林,就算是马云或李嘉诚,比起他来恐怕也弱爆了。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多数中国人迷信权力,多数企业家也不例外,他们认为,光有钱带不来太多实质的尊严,只有攀附政治,才可能找到“人上人”的感觉。于是,很多民企老板纷纷攀附权势,但大家通过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也深感政治的恐怖和无情。于是在当下,大家困惑于,要不要再去赌一把?问题是赌谁呢?

除了政治上的迷惘,多数民企老板还日益深陷法律焦虑之中。中国的经济环境,实际上还是一个“逼良为娼”的逆淘汰机制。比如,中国的税赋如此之高,对企业的综合实质税率超过60%,一个企业如果想赚点钱,不想办法偷税则不可能。

更大的问题则在于,在复杂纷纭的环境下,企业家们一方面需要考虑如何采取违法手段获取财富,一方面更要防范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比如前不久被处死的刘汉,根据官方的报道,他似乎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实际上,他面对一个个具体的竞争,也要防范他人的威胁,因为信奉“先下手为强”的恶德,于是他就可以不惜组织黑社会来保护自己。

纵观中国很多司法案例可以发现,所谓黑社会犯罪,通常都是企业主为获取超额财富和保护这种财富,所采取的一种“被动安全”策略。笔者这么说,不是支持和同情黑社会,而是为了更深度剖析黑社会的本源。

民企老板法律上的焦虑,其实远不止参与违法行为本身。笔者近年来遇到过好几个所谓“骗取贷款罪”的案例,其基本模式就是:一开始,银行看中某个企业的发展势头,乐意答应甚至主动联系该企业提供贷款。而按照贷款的严格规定,这些企业的申请资料可能不符合,于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甚至会主动要求企业主编造一些假资料以应付上级稽核。但事后,就算是企业主把全部贷款还清,有时警察为了难为这个企业家,就会把这些事重新拎出来,扣上“骗取贷款罪”的帽子。

这各式案例,让很多民营企业家焦虑不已,因为他们就算是不主动作恶,也会在很多领域留下“违法”的尾巴,比如行贿什么的。只要政府想找他麻烦,他就不可能独善其身。到底何去何从,企业家们心焦不已。

比起法律上的焦虑,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最直接威胁,恐怕还是经济上的风险。

中国经济进入所谓“新常态”之后,其实就是需求不旺、结构失衡、创新不足、失业严重等多种问题的交织。面对这种哀鸿遍野的态势,中共必须考虑应急措施。毫无疑问,对于政府而言,国企才是它的主要支柱。如果遇到不测事态,民营企业一定是被首先牺牲的群体。

提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好几年前江苏的“铁本事件”,2004年前后,中国经济面临一轮危机,在宏观调控不到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下决心整治生产过剩问题。于是,民营的“铁本钢铁公司”就成了牺牲品。公司老板戴国芳也因此身陷囹圄。

“铁本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在当今经济严重不景气的环境下,中国民营企业主现在恐怕又面临了新一轮的牺牲可能性。至于是经济利益上的牺牲还是人身的牺牲,既要看运气也要看态势发展。

当然,比起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难处,其实中国民营企业主的另一个更流行的病症,则是道德上的危机。

经历了这么多年市场化改革和发展,中国民营企业界少数人开始和国际社会接轨,但多数仍然游离于国际市场之外,而深陷中国特色的商业道德环境。

以食品安全为例,当今很多中国民企,仍然信奉违反道德的生产流程和方式。因为在他们眼里,道德只是一件高不可攀的“奢侈品”,大家只需要以极其功利的方式去获取财富即可。

不过,民企老板除了自己的各类不道德行为,他们本身作为社会一员,也置身于无所不在的道德困境。比如一个不道德食品企业老板,可能就会面临某个汽车产品的不道德行为,甚至因此蒙受安全之虞。在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不道德环境下,每个人都困惑,每个人都愤怒,每个人又都继续着不道德。

与此相对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融入到血液和骨髓里的思想观念,毕竟也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企老板的心灵,加之近两年来互联网普及下的道德重塑过程,也让很多不道德的民企老板深陷道德困境,他们想金盆洗手却无能为力,想重归道德,又前路迷惘。

(作者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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