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金钱社会与文明不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从一个低度发展的贫穷经济体跃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封闭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城市楼林,无一不反映出这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预见着中华文明的复兴或者再次崛起。

然而,与物质财富崛起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快速并且和平地演变成为了一个赤裸裸的金钱社会,人们在获得了前所未有财富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面临不确定性的不仅仅是社会底层尤其是穷人,而且覆盖了社会的各个群体。实际上,较之穷人,富人、官员和知识界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些群体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不确定性说明了什么?财富的增加和积累,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这个“共同体”同样的发展;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个“共同体”在衰落,甚至在解体。这个社会“共同体”在抽象层面可以称之为“文明”。如果这个“共同体”衰落了,何来文明的复兴呢?

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会导致不确定性?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会导致社会“共同体”的衰落?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会导致文明的不确定性?归根到底,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明的根基问题。

财富对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贫穷就会挨打”仍然是硬道理。但除了财富,支撑一个社会或者文明还需要“软力量”,即道德体系。没有人会认为,简单的金钱就可以组织和支撑起一个社会或者文明。没有了道德体系,这个社会和文明就会是一袋松散的“土豆”,说解体就解体。不管怎么说,更多的人会认为,较之金钱,道德体系才是一个社会或者文明的主体。

从世界历史看,人们并不用过于担心旧的道德体系的衰落。道德体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世界各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都会面临道德体系重建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并不在于财富的增加,不在于道德的衰落,而在于金钱变成了道德最重要的衡量器,或者金钱本身被视为了“道德”。

金钱变成衡量一切的局面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是政府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开放以来长盛不衰的GDP主义,或者毫无原则地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社会建设。比较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所引入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最为原始的资本主义。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与英国作家狄更斯和法国作家雨果所描述的西方原始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还有诸多的社会力量例如教会、公民社会、工会等来制衡资本的力量。

在中国,这些资本之外的力量都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发展或者发挥不了作用,因而呈现出“一切为了资本”的现象,无论是民营资本或者国有资本。近代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像当代中国那样,把金钱推到如此高的程度。正因为这样,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当政府转向经济结构调整时,很多政府官员表现出无所适从,不知道做些什么。除经济之外,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建设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政府官员无所事事就是GDP主义的精神遗产。

其次,商业对社会的控制甚至远超政府,对社会道德的解体产生了政府产生不了的作用。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往往是硬控制,很容易被人们感觉到,但商业对社会的控制往往是软性的,静悄悄的和和平的。

对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来说,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再也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而是商界决定的,因为人们能够取得什么信息、不能取得什么信息,并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商界,像阿里巴巴、腾讯和万达等。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了真正的“供给侧经济”,即供给产生需求,而非相反。

再次,社会民智不开,金钱崇拜风盛行。今天,金钱崇拜已经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教”。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曾在其《乌合之众》中写道:“群众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逻辑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情理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存在的事情,但唯独不相信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就中国社会来说,还可以加一句,一旦和钱发生关系,群众就没有了任何逻辑,什么都信。

这很容易解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各类“理财风波”。发财风流行全国,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就给那些唯利是图、被称为“骗子”的人有太多的机会到处“招摇撞骗”,用他们的演说技能为有关组织和商家站台,轻易地骗取“信众”的钱财。

这些年来,不知道发生了多少骗局,并且一旦发生一个骗局,这些骗子就广受指责。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骗子还不断被那么多的组织和商家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信众”呢?要知道,这些骗子都是相关组织、商家、信众养着的。这些组织有些并非民营企业和商家,而是国营事业,例如电视台。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社会的衰败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政府方面或者商界的原因,仅仅是一方的衰败不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看看网络盛行的是什么,就知道社会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中国的网络就是一个巨大的赌场,形形色色的网络行为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赚钱的产品或者能够产生巨大流量的话题,如游戏、网红、裸聊和“国民老公”等;另一类则是为了慰劳或者慰藉人的心灵的性、妓女、“心灵鸡汤”,甚至各类“邪教”。

命系一“钱”的中国社会

社会精英和大众心灵的腐败导致了社会处于一个最不安全的状态。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命系一“钱”。人们只认钱,不认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但有了钱,就来了不安全。老百姓仇官,因为“官”经常是“钱”的工具。官员积聚了太多的房子,搞得政府不敢收房地产税、不敢公布财产。老百姓仇富,因为商界挣钱不讲任何道德。一旦有了钱,商人就感到不安全,开始到处奔走。

很显然,要改变这种不安全状态,各方都需要反思以改变自己的行为。首先,政府需要反思,因为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至为关键。政府必须理清楚金钱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金钱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维系社会和稳定?GDP主义横行,尽管经济发展了,但官员腐败了,社会整体腐败了。

现在提倡“正能量”并没有错,但政府的手段适得其反。例如网络管控。管控是需要的,但管控方式可以说是极其无效的,甚至是腐败的。基本上,执政党所鼓励的“正能量”反而得不到释放。一些具有思想性的言论一发表,就被删除,无论是系统自动删除,还是人工删除。有关部门鼓励社会互相举报的方法更导致了“精英淘汰”状态。

与此同时,社会的渣子成分就乘机浮上台面,各种“负能量”的谎言、低俗的东西充斥着网络的各个角落,无人管理。结果怎样呢?社会上谎言大行其道,而真话却成了“过街老鼠”。这种情况使人感到无望。一个社会就如一座大厦,谎言最终支撑不了这个大厦;大厦一旦倒坍,没有人可以幸免。

企业需要反思,搞清楚金钱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财富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企业如果毫无社会责任感,企业的发展必然是不可持续的。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倒了,企业必然倒。今天,当钱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的时候,企业的不安全感并不难理解。现实情况是,企业家一方面不顾一切赚钱,但一赚到钱就需要马上跑路,为自己和钱寻找安全居所。

一般社会群体也推卸不了责任,需要反思自身和金钱的关系。权力和资本的横行是有社会基础的。人们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同样,有什么样的人民也会有什么样的资本(企业)。人们不应当光指责权力和资本,也应当反省自己的社会道德在哪里?

中国传统上有五种基本人际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除了君臣关系之外,其他四种现在都在。不过,它们在今天已经演变成什么样的关系了呢?君臣关系没有了,但上下级关系又怎样呢?君臣表现为忠诚,但今天的上下级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金钱关系,甚至连忠诚也是关乎金钱。卖官、买官、团团伙伙、政治寡头不是金钱关系吗?政治生活演变成“用钱买忠诚,用钱卖忠诚”,从周永康、令计划到徐才厚、郭伯雄都是如此。其他几对关系也不是如此吗?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或者可以间接地转化成为金钱关系的,还有其他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就是道德沦丧。当为了金钱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人人都是不安全的。

传统上,中国文化是一个最讲究平衡的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中国社会基本实现了各方面的平衡,包括经济和道德。今天,当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真正商业文明的时代,文明的发展则失去了方向。这无疑是对文明的真正考验。从各种文明的演化来说,金钱构成不了文明。西方在从中世纪的宗教社会转向近代工业(商业)文明过程中,金钱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

赫希曼在其名著《激情与利益》中对这种作用作了充分的讨论。中世纪的西方社会过分道德化(宗教化),与商业革命相关联的经济理性刚好平衡了来自宗教的激情。当代的中国刚好相反,当商业革命导致了整个社会对金钱的“激情”的时候,这个文明就迫切需要引入道德来实现平衡了。

道德、文化、价值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之所在,而金钱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些,也产生不了这些。现实中国社会的逻辑是:社会越富裕,道德越堕落。当人们沉醉于中国新(商业)文明崛起的时候,很容易被假象所迷惑。

高楼大厦仅仅是文明的表象,如果没有新的道德体系的出现,不管多么辉煌的大厦,也会找不到其意义之所在。文明的崛起和文明的解体,这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如果没有对崛起的深思熟虑,崛起就有可能意味着衰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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