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计划生育的另类考量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预示着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逐步走向尾声。

我对于计划生育的最初印象是在1990年代初,当时我还在皖南一座小县城的农村。记得一次下班路上看到一群人在吵吵嚷嚷,原来是一家超生,计生干部正要拆超生户的房子。因为超生却无法或者不愿意缴交罚款,所以他们来拆那栋路边的红砖两层楼房。说是楼房,却连窗户都没装,家中实在可说是一贫如洗。

当时的我,当然对此并没有全局性的眼光或者任何理性、伦理甚至哲学层面的思考。印象最深的第一是拆房子的效率,只是三四个人抬着一根粗钢长棍一起吆喝着,在一楼齐肩高的地方一下一下地按排凿,只不过十来分钟的功夫,一栋红砖楼就在旁观者的喝采或叹息声中轰然倒地。建一栋房子,嗯,我猜没这么快吧?

第二就是还有四五个计生干部在按着一个正在哭求的妇女,旁边是两个蓬头垢面满身泥水的三五岁的女孩子。据村民说这一户男主早就带着刚出世的男婴逃到外地了,而且这一家可能也未必“那么值得同情”。不过当时没多少觉悟的我,担心的却是那两个小女孩当晚会在哪里睡觉,毕竟当时已然是潮湿阴冷的江南严冬了。

后来年龄渐长,我才知道这项依照当时的国情可能未必全然错误的国策,在遇到底层恶性行政之后是变得何等残酷!因为曾有当护士的朋友妻子在吃饭时说到,有时八九个月的孕妇还被拖到医院里引产,每次说到血腥的过程她都说太过作孽。我想,即使是再如何正确的政策,一旦在执行时有违背人性的情况出现,所有正当理由都会失掉其全部合理性的基础。因为无论有何种千差万别的衡量标准或某国特色,人性应该是任何社会持守的文明底线。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残酷,真正让这项政策出现松动的直接推动力,却是与当年制定这项政策时一样,来自经济利益的考量。因为中国已然出现了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现象,并且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也在日益加剧。说白了就是需要更多的人口来去承接这个未来的社会重担,并且在短期内拉动一下内需。

政策很少有考虑到人性的自然需要,我们已然不能控制自己的死亡,现在连生育都不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选项,一切都只是国家实现长久经济目标的棋子与数据。在过去,因为要符合国家的要求而强制不能多生育,在这样一个一切都被计划的国度之中,未来或许会出现强制生育的国策来。

整个生育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的各级计划生育机构,他们不但攫取了天价的罚款(姑且不提这些钱是否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其全部存在的理由,归根到底并非是人口太多或太少,而是人口数量是“应该并且可以”获得强制控制的。生育不再是私人问题,而是国家更高目标的手段。

然而悲剧却是,想要让生育率降下来容易,但想要让它再上升,可是世界性的难题。即使中国像新加坡这样给予生育重奖,经济条件逐渐富足并日益注重生活质量的现代人,尤其是女性普遍接受更好的教育后,一般都懒得多养孩子,要再扭转这个趋势,中国有特效药吗?对此我相当悲观。

具有嘲讽性的却是,这种困难性又恰恰证明了各级卫计委今后在一个认为“生育应该控制”的国度中,仍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当然其职能会变成强制生育,不生罚款。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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