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关于在二战和殖民地统治时期，日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日本政府，日本国民也应该不断地努力去深刻认识该事实；而且日本政府、战后出生的国民，也应该努力实现与被害者和被害国之间的和解。其中，“从军慰安妇”问题不仅是这些罪行的代表，也应该作为人权问题被重视，是日本政府最急于解决的问题。
1992年，时任内阁官方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谈话，关于慰安妇问题，言明有日本政府和军队的直接参与，并在1995年，成立“民间”组织亚洲女性基金，在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事实真相的同时，着手解决赔偿一事（该组织于2007年解散）。但是，韩国对日本的这种态度并不接受。
问题的最大焦点是，日本根据1965年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站在坚持主张不仅国家赔偿，民间赔偿都已经解决的立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5年4月访美之际，言明继承河野谈话，关于对该慰安妇历史事实的认识，也和历代首相保持了一致的态度。关于韩国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就任总统后，一开始就力争“解决”慰安妇问题，要求日本政府不仅只是承认历史事实，也需要承认自己的法律责任，采取一定程度的让步，为问题解决付出努力。但是，将慰安妇问题作为日韩首脑会谈的条件，是以李明博政府为首的迄今为止的韩国政府所没有的举措，对此日本感到不知所措。
此外，1998年，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日本之际，原本就历史认识问题画上句号一事达成协议，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结果韩国几乎没有恪守这个承诺。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苦涩的记忆。所以，日本对围绕以慰安妇问题为首的历史认识问题所做出的“口头承诺”有所顾虑。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12月28日，日韩外长围绕慰安妇问题推出解决方案。这是日韩外交当局付出艰辛努力的成果，对要求日韩改善同盟关系的美国来说，也应该是一个好消息。谈判达成协议的背景是，日本有意在战后70周年、《日韩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的2015年，力争解决该问题。而韩国方面，在2016年4月预定举行国会议员选举的背景下，朴槿惠政府在上台后关于解决对日政策中的原则问题——慰安妇问题，也欲拿出成果。此外，日相安倍晋三除了继承河野谈话外，2015年8月在发表的“安倍谈话”中也谈到，不要将谢罪责任留给将来的一代，意欲在这一代解决此问题。
再看双方的妥协点，日本明确表示谢罪和反省，而且日本明确责任所在，而不谈及“法律责任”，而且对此解决是“不可逆的”，也就是韩方承诺不再翻旧账。另外，关于实施赔偿等事宜的基金组织，采取由韩方设立，日本出资的方式。而且，韩国政府承诺，努力去撤除在首尔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像。还有，韩方也承诺，不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就慰安妇问题攻击日本。韩国取消日本所忧虑的、原本预计在2016年以后，就慰安妇问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一事，这个谈判结果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双方外长在媒体面前，言明了上述事实，对此美国也正式表示欢迎。可以说，上述协议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是，也有几点令人忧虑之处。第一，此协议没有明文化。即使公布于众，没有文件，其约束力不强。一旦“不可逆”转为“可逆”，日韩间的信赖关系将会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还有，因为没有明文化，双方都保留对此协议的各种解释权，可能以后要继续协商此解释问题。第二，朴槿惠政府是否可以说服国民还是一个问题。在此番谈判中，韩国也做出不小的让步。但是，围绕慰安妇问题，韩国国内有很多保守派团体在韩国国内，或者国际上活动，无法保证让他们接受朴槿惠政府的决定。如果这些团体的运动越发激化，对于“民间”的运动，韩国政府不仅不能控制，在舆论的冲击下，政府本身也有可能受到影响。
另外，对日本来说，由于此协议，对韩国以外的地区的慰安妇问题，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亚洲女性基金的活动曾经受到瞩目，但并不充分。因此，台湾等地也或许要求和韩国一样的方式来“解决”。
日本必须根据努力和解的前提原则予以应对。
最后，虽然有上述问题和担忧，值得强调的是该协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韩新时代”一词在外长会谈中被提及。确实，慰安妇问题得到“解决”后，日韩关系走进新时代。但是，这个新时代究竟是怎样的新法，还不得而知。
作者是东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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