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新加坡对抗激进回教主义有两手，一手靠法律，如内部安全法、煽动法、宗教和谐法令等等；一手通过宗教改造小组（Religious Rehabilitation Group）和跨机构援助小组（Inter-Agency Aftercare Group）改造拘留者，并协助他们的家庭渡过难关，希望以此感化受激进思想影响或是自我激进化的极端主义者。
一手硬一手软的防恐之道，新加坡已看到了效果。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日前在吉隆坡参加“去激进化和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反恐国际会议，在会议上分享我国对抗伊斯兰国组织激进思想的做法，并强调向社群灌输负责任地使用社交媒体的意识，以及联系年轻一代至关重要。
新加坡的经验，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而言应该并不陌生。15年前新加坡粉碎回教祈祷团的恐袭阴谋，并进行系列逮捕后，便开始实行一套“改造和援助”的计划。相比之下，印尼多年来拘禁回祈团分子于牢中，反而让监牢成了散播极端回教思想的温床。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仍存在着，印尼现政府还引以为忧。最近雅加达恐袭事件后，印尼才又开始注意改造极端主义者不得其道的问题。印尼这么多年来无法学习新加坡的一套做法，显然不是“国情使然”这么简单。
印尼是世界上回教徒最多的国家，面对外来和本土极端主义的渗透与传播的问题，使其处境难上加难。新加坡式的宗教改造和援助，对印尼和马来西亚可能是知易行难，他们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伊斯兰国组织对印、马两国的渗透，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马国军、警部门受伊国组织渗透的报道时有所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岂能掉以轻心。新加坡必须时刻掌握邻国的最新情况，因为我们经不起一时的疏漏。近日尚穆根提到我们的和谐社会面对了四项挑战，让人感到形势的严峻：
第一，新加坡直接受到恐怖袭击已经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第二，部分穆斯林社群激进化；第三，穆斯林社群日渐疏离社会；第四，其他社群的“伊斯兰恐惧症”。尤其是“伊斯兰恐惧症”， 尚穆根短短三四天内重复提起，看来政府并不把回教徒所反映的个人不愉快经历视为孤立事件。
对回教社群而言，自我激进化和社会疏离感则尤其是当前必须专注对付的问题。有关外来传教士对本地回教社群可能发挥的负面影响，新加坡早在十多年前便已开始注意。最近回教社群反映，外来教士向回教徒灌输一些歪念，如回教徒不能祝贺基督徒圣诞快乐，也不能祝贺印度教徒欢度大宝森节，甚至念信约、唱国歌、国民服役都是不符合回教教义，回教徒只适宜生活在“哈里发“（伊斯兰帝国）。若回教徒受到误导，产生社会疏离感还算事小，反社会、反国家则事大矣，一个宗教狂热者的极端心态也许就是这样渐进地自我实现和自我完成的。
主管回教事务的通讯及新闻部长雅国博士前天在国会中答复议员的问题时说，政府已采取措施，减少极端宗教思想对新加坡的影响，其中就包括禁止排挤其他宗教信仰的外国传教士入境。一些外来教士带来的坏影响谈了十多年，为何今天还是个问题。关键就在于回教社群不能为外面的回教士关上大门，他们不能因噎废食。因此，回教社群本身的监督和政府力度适中的出手，才能及时扑灭火苗。
回教社群的可能分裂和社群与社会的对立，也是回教社群开始感受到的潜在危机。雅国说回教社区领袖和宗教师如今更须公开反对极端主义思想，“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可能被视为对谬论的默许”，部长语气强烈，回教社群对此将如何反应，应是全体国人所关注的。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对抗恐怖主义是跨社群的责任，社群之间的任何猜疑，是分裂社会的最基本因素。所以，回教社群在防范极端思想方面的努力，也应让其他社群听到看到。
防恐之道，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就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者的互信与互助精神的建立。
近日的大宝森节庆典，信徒在相隔40多年后终于获准在游行沿途使用传统乐器现场奏乐，当局这次特别“通融”，划出三个地点供现场演奏，让这个传统节日更增添宗教气氛。
1964年7月21日本地发生回教徒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游行引发的种族暴乱（造成23人死、400多人受伤），政府自此禁止所有宗教游行，不过由于大宝森节在印度教社群中宗教地位特殊，印度教教徒获特别准许在大宝森节游行。1973年，政府又以防止不同群体间的竞争导致公共骚乱为由，颁布条例禁止信徒在游行时使用乐器。今天政府在维护社会和谐时还能在原则问题上作弹性处理，有收有放，可解读为在目前严峻形式之下，政府对族群互信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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