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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总理在国会参与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透露，为了让在野党代表在国会中有更多展现自我能力的机会，他有意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修改宪法，授予非选区议员与选区议员同等的权利，让前者也能与后者一样，拥有针对修改宪法、拨款法案、财政法案、不信任动议和革除总统职务等事项的表决权，并在下届国会选举前，落实提高国会在野党议员（选区议员和非选区议员）的保障人数的政策，确保在一个将近百名议员的国会中，有至少12人是在野党代表。
非选区议员人数的增加，是此制度在量方面的增加，而让非选区议员享有与选区议员同等的表决权，则是质方面的飞跃式改革。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在以建国总理李光耀为首的家长式治国时代，类似非选区议员享有重大议题表决权的修宪动议，是不太可能被提上国会议程的。李总理应该是认为新加坡目前的政治环境，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政府应该重新检讨源自1984年的非选区议员制度。对于此二者的改革，显示了新加坡已经从以吴作栋为首的内阁的磋商式治国时代，成功过渡到以李总理为核心的内阁的开放式治国时代，执政党以国人的福祉为依归，以新思维和新视野展现对异议的包容，并以此强化和内化新加坡式的民主政治。
据《联合早报》报道，李总理强调在推行这些改革时，他没有假设人民行动党会永远执政，也不会假设行动党会继续在国会议席中占有明显优势。他相信，如果在野党人士因此而增加表现的机会，将有助于他们获得曝光率和选民的肯定，并在接下来的国会选举中赢得议席，进而在国会中与执政党展开积极辩论。他认为没有任何执政党或政府应该畏惧公开辩论，新加坡最终将因国会中有观点上的竞争而受惠。
李总理这些针对非选区议员制度所做的改革，虽然释放出诸多善意，但仍然可能会被在野党阵营理解为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改革措施，降低选民把在野党候选人选进国会成为选区议员的意愿。因为在宪法修改后，在野党在国会中的代表比率提高了，从目前的九人增加至12人，而且非选区议员的表决权与选区议员的表决权相同，两者的重要性等量齐观。基于此，选民要不要把在野党候选人选进国会成为选区议员，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李总理无惧于可能招来的曲解与非议，从量与质两方面改革非选区议员制度，展现了他作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勇气与魄力。
非选区议员制度在过去30余年来受到大部分在野党人士的肯定，这充分表明了这个制度不是一个轻率的制度。如果李总理在动议修宪以改革上述非选区议员制度的同时，也能够把目前非选区议员制的非强迫属性改为强迫属性，对于这个制度而言，对于投票给非选区议员的选民而言，对于有关的在野党而言，对于国家民主政治进程的发展而言，都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举措。假设政府认为非选区议员制若改为强迫性质，会给人以一种强硬态势的话，那至少应该规定不愿意担任非选区议员的候选人，必须在选举前就做此声明，让选民在投票时有所判断。
李总理在透露将动议修宪以改革非选区议员制度的同时，也在国会演讲中披露他将向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建议，缩小集选区的平均规模，并设立更多单选区。他在重申集选区存在的必要性之际，也强调单选区有其灵活性，因为它们不仅更容易竞逐，议员也能为区内发生的大小事情负起直接责任。回顾集选区制度自1988年初创以来的历史，从最初的每区三位议员，发展到后来的四位至六位议员，如今集选区的规模将缩小，以便划出更多单选区，对于候选人数目相对较少的在野党而言，未尝不是一个喜讯。
李光耀政府当初之所以要设立集选区制度，主要考量在于让少数族群代表能够进入国会成为议员。笔者建议，既然四大种族公平对待原则是新加坡的立国基石，那往后的集选区规模缩小的改革，不止应该体现在集选区数目的减少上，同时也应该把每个集选区的议员人数限定在四人，分别代表本地的四大族群。
此外，由于2012年先后发生工人党议员姚欣龙和行动党议员迈克·柏默因涉及桃色事件而离开国会的事件，他们当选的单选区必须举行补选，笔者认为，集选区数目的减少以及每个集选区议员人数的减少，有助于降低因集选区某位议员行差踏错，而造成整个集选区必须补选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此举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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