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希·沙鲁尔
1月17日，印度泰伦加纳邦海得拉巴大学博士候选人维穆拉（Rohith Vemula）上吊自尽。即使在这个拥有12亿人的国家，一个人的死也能造成巨大影响。
维穆拉是一位“达利特”（Dalit），即曾经的“贱民”，属于印度教种姓制度的最底层。他也是海德拉巴大学安贝卡学生会（Ambedkar Students Association）领袖，为达利特主张权利。维穆拉的死让他取得了无法想象的成就：他成为国家英雄，他的悲剧成为最好的写照，证明了种姓在印度发展叙事中的挥之不去的遗毒。
和种族不同，种姓看不见：看一个人的面孔无法知道他属于哪个种姓。但种姓在印度社会中根深蒂固，它限制了一个人在生命所有各阶段所能获得的机会。身为达利特，你就披上了看不见的耻辱外衣，日常互动都要低人一等。维穆拉之死再次提醒印度人，三亿多属于最低级种姓的人，以及“部落民”（即土著），仍面临着来自社会所有阶层的歧视、偏见、敌意甚至暴力。
诚然，印度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改变这一状况。维穆拉死后九天，印度迎来宪法颁布66周年纪念。印度宪法致力于通过全世界第一个、也是最全面的平权运动，打击僵化的社会层级制。出生时便已确定的种姓和部落不但决定了机会的质量，也决定了积极结果，它决定了教育机构、政府工作岗位甚至国家议会和各邦国民大会席位的名额。
这些名额，或称“保留席位”，根据你的种姓成分（几乎终身无法改变）授予。这是一个小进步，略微补偿了在日常生活中蒙受不公和“低贱”羞辱的数百万不幸的印度人。
在过去66年中，政客一直致力于平权运动。保留席位的做法最初计划十年后就取消，但现已延长到70年，在2020年截止期几乎肯定将再次延长。名额制保留了印度政治的“第三条路”；打它的主意绝不会有好下场。
但达利特人觉得他们的境况只是比悲惨的祖先略有改善。事实上，他们在从教育水平到家庭收入的所有社会经济指标上，都仍然落后于其他高级种姓。
维穆拉凭借成绩进入大学，而不是通过保留席位制度。但他仍面临着所有达利特人可能遇到的偏见。他留下一封悲愤的遗书，列举了麻木不仁的大学官僚对他的严苛对待。把他击垮的打击是校方取消了他的助学金，而这不仅是他学业经济来源，还支持着他的单身母亲。而取消助学金是对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惩罚。事实上，让他的遗书更加感人的是，他要求将校方欠他的资金拿出一部分给他的家人，用于偿还他因为被取消助学金而欠下的债务。显然，光靠保留公职工作岗位和大学学位，无法终结歧视。
维穆拉之死引起了一系列群众示威，政治领袖纷纷来到海得拉巴，发声指责大学和政府，特别是在悲剧发生一周后仍保持沉默的总理莫迪。最终，莫迪在达利特人占多数的勒克瑙安贝卡大学（Babasaheb Bhimrao Ambedkar University，用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的传奇达利特领袖安贝卡的名字命名）发表动情讲话，恳求不要将该事件政治化：“政治很重要，但一位母亲已经失去了她的儿子。”
但政治是这场悲剧所突显的问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希望独立能够消除种姓意识。但事实正好相反。种姓是无比强大的自我认同，成为印度选举民主中极有用的政治动员工具：印度人的选票常常投给同一种姓的候选人。贿赂多个种姓是印度政客屡试不爽的胜选策略。
印度要想消除低种姓人民所面临的歧视和蔑视，就必须超越身份政治，着眼于更广的发展目标和社会经济挑战。这绝不容易，特别是印度地少人多，机会稀缺，需要竞争。只要偏见仍然存在，印度竞争性民主的政客就有利用之机。
1月30日是甘地遇刺68周年纪念。甘地不但为印度的独立而斗争，也为建设更加公正、公平和道德的印度而奋斗。印度必须从维穆拉之死中认识到投身于甘地的理想的重要性，惟其如此，聪明的达利特学生才不会被推向绝望甚至更糟糕。这也许是一个伪善的希望，但它也是印度国民性的基石。
作者Shashi Tharoor是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印度前外交部长、前人力资源发展部长，现为印度议会外交事务常务委员会主席、国大党议员。
英文原题：How India's Caste System Survives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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