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性别成为政治课题，发轫于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们当时提出了“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激进口号，女性因为在日常生活各自亲历性别歧视，所以必须联合起来把个人的问题政治化。这种把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政治个人化，产生了诸多流弊。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的名句。如果把“共产主义”改为“性别政治”，把“欧洲”改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似乎也能贴切地形容当前英美社会的现状。
“不男不女”向来是拿来骂人的，如今却成为时尚，甚至是政治强迫。美国当前最流行的话题之一，是电视名人、男子十项全能奥运金牌得主布鲁斯·詹纳（Bruce Jenner），在去年做了变性手术化身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还登上了著名杂志《名利场》的封面，成为美国自由派最新的英雄。美国左派媒体纷纷把他／她当作社会进步的象征。当然，最具历史性的一刻，莫过于谷歌在2014年初把用户注册的性别设定，提供了男女之外的56种新选择。换言之，只要个人觉得自己不男不女，可以随意决定自己的性别。
性别政治者（最初是女权主义者）相信，有生物意义的性别（sex），更有社会意义的性别（gender），后者才是自我身份定义的要件，由自身主观的意识来决定。这可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学术机构背书的。谷歌的56类性别，采用的主要依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性别平等资源中心、华盛顿大学Q中心，以及《社会正义倡导者手册：性别指南》一书的定义。
由此衍生了“流性人”（gender fluid）的概念——不男不女、即男即女、任君选择。这可非同儿戏，英国《卫报》2月3日报道，英国国家剧院将重新诠释莎翁的《第十二夜》，把剧中的男主角、管家马伏里奥（Malvolio）改为女性的马伏里雅（Malvolia）；并把著名舞台剧《小飞侠》（Peter Pan）的大坏人虎克船长（Captain Hook）改为女性。这篇报道的新闻标题是《国家剧院将推出流性人的莎翁》；经典显然也必须在政治正确之下变身。
在英国政界，一股要消灭性别的势力也蠢蠢欲动。英国下议院的女性与平等特别委员会主席、保守党女议员米勒（Maria Miller）近日主张，护照、驾照等官方文件应当取消“性别”一栏，人们无须出示医学证明来表明自己的性别。她说：“我们应当想办法减少关于性别的讨论”，但她所领导的委员会却对这个话题喋喋不休，主张在学校推行性别教育，告诉孩子“性别是流动的”，可以供自己任意选择。
在大西洋彼岸，学校该如何设计厕所，成了美国性别政治战争的最新战场。美国教育部在去年底裁定，伊利诺伊州某中学因为禁止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学生使用女厕所，而触犯了反歧视法。该州共和党众议院莫里森（Tom Morrison）抱怨说，这些女学生比囚犯更没有人权。该州的男囚犯刚在法庭赢得判决，法官裁定由女监狱官监视他们洗澡的做法侵犯了囚犯的人权。
奥巴马政府援引1972年《高等教育法令》中的一条律令，禁止学校基于性别拒绝让学生使用公共设施，将其解读为“跨性别”（transgender）学生可以按照自己所认定的性别，使用男厕或女厕，并据此到联邦法院起诉禁止学生随意使用非其性别厕所的学校。反对者指出，性变态或强奸犯将因此如鱼得水。
1月30日的《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这条新闻时形容：“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争议是一场全国辩论的一部分，一方认为性别是天生的，对垒的另一方则辩称身为男性或女性可以是一种选择。”
儿童心理学界的研究指出，一些青春期前后的孩子一时会对自己的性向感到困惑，但大多只是一种过渡，否则就是病态，术语叫“性别认同障碍”（disorder of gender identity）。但若英国米勒议员那样，要在学校教导孩子无视自己客观生物性别的做法，势必将造成更多的困惑，增加青少年的心理压力。
性别成为政治课题，发轫于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们当时提出了“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激进口号，女性因为在日常生活各自亲历性别歧视，所以必须联合起来把个人的问题政治化。这种把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政治个人化，产生了诸多流弊。一是它导致了“认同政治”这种高度个人主义态度的流行——政治不再是必须秉持理性、客观精神来参与的集体和具体事务，而是自我定义的自利行为，不问责任，只讲权利。
此外，“个人即政治”容易把“受害者意识”正当化，因为个人日常遭遇让人不快的白眼，而把一切都视为是针对自己的歧视。这最终导致政治沦为自恋内视的游戏。这种自恋逐渐异化为否定客观事实，一切问题意识均从主观认知出发。自我定义性别的政治，就是这朵异化的毒花所结出的恶果。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吉伦特派领袖韦尼奥（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说：“革命吞噬其亲生子女”，女权主义者为了维护女性权利所发起的革命，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为了打倒父权，推崇女性主宰自身性欲的性解放，反而给男性提供了不必向女性负责的借口；实现同性恋平权，动摇了婚姻作为一男一女生养下一代的社会机制的基础；在消除男女之别的绝对平等后，则强奸犯可以随意进入女厕。
这似乎是所有激进主义的宿命，当代史学家余英时在其著名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指出，激进就是对现状的不满而欲打破它，但这容易如滚雪球般成为大灾难，这一刻激进的主张，下一刻就被更激进的诉求斥为保守。当年号召“个人即政治”的女权主义者，看到今天女学生的权益不如男囚犯的结局，不知会作何感想？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