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万象
“成家立业，传宗接代”是一般华人家庭的传统观念。先成家，后生子，再创业的三部曲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规律。然而，随着近年来经济水平的提升，生活质量的改善，这个规律已开始慢慢地淡化。年轻人晚婚，已婚夫妇不生育等现象，渐渐地变成了社会的常态。许多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如新加坡、台湾、香港等，都存在着生育率偏低的问题。在如今的华人社会，生儿育女已经从个人抉择问题，慢慢演变成受关注的社会民生课题。
低生育率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家庭少子化的普遍现象。随着医药研究和生物科技的进步，生理问题已不再是困扰新婚夫妇生育的主要因素。现今低生育率问题的症结究竟出在哪里？为何年轻夫妇选择不生孩子？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口学家认为，低生育率和高房价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提出了“买不起房子，不敢生孩子”这个观点，来解释当今社会的家庭少子化现象。
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新加坡的总生育率从1965年独立时的最高点5.76 （对每位女性居民的比例），逐年下降，并在1997年首次跌破2.0的自然替代点。换言之，平均一对夫妻一生中生育不到两个子女。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2013年降到了1.19的低点。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的统计，台湾的总生育率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甚至在2010年降至0.9，少子化情形名列全世界第一。2014年台湾总生育率为1.16。
两地的房地产价波动指数（新加坡URA非有地私宅价格指数和台湾的信义房价指数）显示，虽然房价和总生育率呈现出明显的反向走势，我们仍无法以此推测出高房价是造成低生育的原因。
我和国立台湾政治大学的两位学者，张金鹗特聘教授和林佩萱博士，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华人家庭动态资料库”（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PSFD）之问卷资料，针对居住安排的选择与生育率的效应进行了深入实证研究。自1999年至2007年，已完成十三年的调查访问计划。这项资料是以台湾成年华人家庭为对象，针对1934年至1982年出生的固定样本追踪调查（panel），涵盖包括青年至老年的年龄层。
从资料库里，剔除不完整的样本后，我们保留了所剩余的3192个家庭样本。样本里的妇女首胎生育的平均年龄为24.82岁，平均在结婚1.748年后生育首胎。新婚夫妻居住安排不仅代表住宅支出，也反映了家庭对资源分配的角色。居住安排是否会增加未来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成本，进而影响生育行为呢？
我们首先将样本中居住安排的变化分成五类。选择与父母／岳父母、兄弟姊妹或亲戚同住的比例，佔了总样本数的60.8%，其次，在外租屋的家庭佔了20.3%。另外8.8%和3.9%分别为居住在自购或由父母购买的房子的家庭。剩余的样本居住在公司所提供的住房。我们接下来利用受访者之个体资料，和家户婚后居住安排转变之事件，对家户生育行为的影响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本文计算了结婚和生育两个事件间隔的时间，和女性在45岁前所生的孩子人数，并用它们作为模型的因变量。我们通过panel模型进行实证检视，分析居住安排的解释变数（predictors）和生育行为间之关系。在建构模式过程中，我们同时放入夫妻双方的属性变数，包括夫妻年龄、结婚时的年龄、教育程度及职业，和地区固定影响等。
我们从实证分析中得到三个推论：第一、以在外租屋的家庭为对照组，我们发现住在自购房子的夫妇的孩子人数较多，但他们结婚后生育首胎的年龄较大。因为买屋后的经济负担较重，拥屋的夫妇面对较高的住宅支出及养育成本，这对他们生育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第二、与父母同住的夫妇，因为在照顾孩子方面得到父母的协助，可以减低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住在三代同堂家庭的夫妇的生育率，远比在外租房的夫妇高。这些夫妇生育更多的孩子，他们也更早生育首胎；第三、世代背景对生育事件的影响也很显著。住屋安排，包括购屋居住者和与原生家庭同住者，对在1964年前出生的夫妇的生育率的影响，大于年轻的夫妇。最后，我们发现高屋价对生育行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我们的实证结果证实了住屋安排对夫妇婚后生育行为的影响。但近世代的年轻夫妇大多选择购屋居住，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随之增加，这对于年轻夫妇的生育行为有间接的负向影响，耽误了他们生儿育女的计划。
少子化现象对国家未来教育、生产力、劳动力及社会福利等影响深远，这个课题是负责国家人口相关事务的政府单位所关注的。在2015年8月，新加坡政府宣布了提升婚姻与育儿配套，包括提高婴儿花红与新生儿的保健储蓄补贴，协助国人减少育儿的负担，希望进而提高生育率。建屋局的组屋政策，在鼓励直系的三代同堂家庭的同时，也可以在相互照顾策略下，鼓励祖父母协助照顾孙子，减低夫妇的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为提高生育率带来正面的推动力。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及
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