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本土文化的成分与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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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近日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春节团拜上,谈华族文化,谈新加坡人的身份感的一番话,让我们可以乐观展望各族文化发展的走向。

他的谈话从三个角度切入:进一步巩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更加努力地协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确保回馈社会和回馈国家的文化精神代代相传。

“我们必须保留各自的文化,并且要加以深化。”尚达曼以明确字眼发表的文化观,是给现行文化政策做出了一个给力的肯定。

他以南洋画派作为先例,说南洋画派的前辈画家们,融会贯通了中国画和西洋画的技巧与风格,并以本区域的本土风物作为创作主题。“适应并不意味着文化与传统的弱化,而是与时俱进,使文化保持活力。”

南洋画派四位代表人物——陈文希、陈宗瑞、刘抗和钟泗宾,事实上是把传统文化“本土化”的先驱,他们的文化先驱精神给不同领域的文化界人士不小的启发,他们身上的时代意义永不过时。

就以新加坡华族文化而言,我们的文化成分在哪里?绘画、书法、文学创作、华乐、表演艺术、本土音乐、本土电影和电视、通俗文化(如歌台)等等,都在点点滴滴地充实本土文化的内容。其中,本土电影过去几年有显著成长,甚至还成为外人的研究对象。前天的早报副刊,报道一位日本人盛田茂过去几年来非常投入地研究新加坡电影,出版了一部书《新加坡的光与影》。特别的是,他与妻子过去几年每年都来新加坡住上一两个月,对本地电影、歌台、组屋生活都有所了解。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养分又来自哪里?很显然的,追根溯源,最大源头是中国大陆。随着早期移民的南来,他们带来了文化、多种方言和教育。华族社会先贤兴学办校,撑起了华文教育,也发扬了华族文化,即使在华文教育走入历史多年后,华族文化工作者身上体现的华文教育的涵养,仍是不可磨灭。

近日,从公教中学1965年中四毕业班50周年特刊《五十回首》中,读到一篇回忆我国著名画家蔡逸溪的文章(作者黄大峰),得知他当年应母校之请,慨赠32幅画作,以为该校新校舍增添艺术气息,他也曾为新加坡管理大学(SMU)捐赠30幅作品。不正是尚达曼所提倡的回馈社会的精神吗?

新加坡华族文化其来有自,必有所本,我们站在今天的位置往前看时,也不能刻意与传统或是古典切割。今年的华艺节,新加坡华乐团为了弘扬传统,特地演出一场以《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为主题的“四大名著”音乐会,把古典摆在滨海艺术中心辉煌灿烂的舞台上。其中的一个特色,就是由一名说书人(郭亮)通过说书为听众概括四大名著的精神,在整场演出中起着穿针引线,画龙点睛的作用。四组风格各异的组曲,时而哀婉缠绵、时而气势磅礴、时而浪漫跳脱、时而豪情奔放,给观众带来一场富有特色的文化飨宴。

像这样的演出换作是中国国内的舞台,肯定无须如此经营,只要以一个主持人以传统报幕手法,介绍曲子和唱者的出场就行,一来,观众主要是来听演奏;二来,四大名著,在中国,谁不晓得?何须说书人来导引?

但在新加坡,四大名著,说熟悉,很多人熟悉,说陌生,也许更多人的印象是来自电影和电视。乐团艺术总监叶聪这次别创一格,取得了“高雅与通俗兼顾”的预期效果。作为国家级乐团,新加坡华乐团至今还在为发展新加坡特色的华乐而努力,它有时刻意注入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元素,也曾引来一些质疑的声音。在更大的文化层面上,这折射出新加坡发展自己的华族文化的两难处境。

今天,通过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成立,政府设下了一个文化愿景,新加坡华族文化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巩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感。无论哪个文化领域,新加坡人要彰显新加坡人的身份,须要发挥创意,但不须要排斥古典与传统。

除了国家级的华乐团和交响乐团之外,学校和民间的努力这些年来也验收了不小的文化成果,如成立于1974年的德明政府中学华乐团,在郑朝吉的带领下,自1992年在北京音乐厅首次演出以来,已走过中国二十多个城市。又如湘灵音乐社去年5月配合新加坡与法国建交50周年,应邀到法国首都巴黎和另两个小镇演出,把融入音乐、舞蹈和古韵唱腔的南音介绍到西方去。唐代 “流落”到南方的古典宫廷音乐,竟是由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新加坡的一个小小民间音乐社扮演推介角色, 圆了该社已故社长丁马成多年前的梦想——把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南音带上国际舞台。

本地华族文化的本土化过程是在时代变迁和新元素(如新移民带来的贡献)的不断融入中自然演进,因此,发展新加坡的华族文化,无须太多的官方指示,民间发挥的主动性和创意获得赏识和鼓励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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