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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Moody）突然调低香港主权评级展望，由稳定变为负面。曾一度唱好香港的穆迪，竟然成为第一个调低香港主权评级展望的机构。
到底香港的信贷评级受到什么威胁？笔者在香港从商的这段日子，大概可以从亲身的感受，提供一些线索给大家参考。
从商最忌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篮子里，因为这是很差的风险管理习惯。任何国家要做好风险管理，都不能过于将经济前景依赖单一地区或单一产业，毕竟任何产业或地区的经济都有盛衰循环。
但香港商界近十年好像发了疯似的，将所有的投资都放在中国和香港，以及与中国经济相关的产业，例如旅游、地产、零售等产业，极少像李嘉诚那样，把投资分散到经济在最低潮，资产价值也最为超值的欧洲国家。现在中国经济一旦出状况，香港不少财团就怨天怨地。在新创建等财团在加息风险笼罩下，才对飞机租赁一类资本密集行业大展拳脚时，李嘉诚早在2014年就购下爱尔兰飞机租赁集团awas的100架飞机。穆迪指香港经济太受中国经济影响，而影响信贷评级前景，并非危言耸听；像李嘉诚般一早将风险分散到欧洲等地的大财团极少，香港商人的眼光短浅，确令信贷评级有担心的理由。
香港政府多年来，最令人称道的是财政纪律。香港之所以可以维持低税、公务员高薪但保持大量财政盈余的良好公共财政环境，皆因从英国管治时期至今，不该花的钱不会去花，没有必要的工程也不会随便做。政府投资的每分每毫，都在重大的工程，以及必要的福利之上；其他西方国家因乱派福利而搞得焦头烂额，政府债台高筑，但香港没有这样情况发生。就算政府发行债券，也不是为了筹集资本应付政府开支，纯粹只是营造一个对债券市场有利的投资环境。
但这数年来，香港的公共财政纪律只可以用崩坏来形容，过往英国管治时期，政府很怕作出没有效益的工程。就像香港地铁系统，沙田中环线以及港岛线西端的三个车站（今天的坚尼地城站、香港大学站、西营盘站），在1967年英国政府报告书上已经存在，但香港政府在1970年代初发现人口根本不如预期这么多，就把沙田中环线工程以及港岛线西端三站工程搁置，沙田至市区间的铁路交通，由九广东铁电气化工程所取代。在近年来，香港人口已经达到700多万，才兴建沙田中环线，以及将港岛线向西延长至坚尼地城。就算香港赤鱲角的新机场计划，也是启德机场的容量已经确定无法再增加，才迫不得已兴建。
但今天香港政府一掷千金的多项工程，无论引发多次立法会占领主席台事件的中国高铁香港段、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还是港珠澳大桥，这些工程申请第一次拨款时，已经被专业人士断定会超支，以及质疑当中的经济效益。这些在英治年代不可能成功申请拨款的大型工程，一旦出现超支情况，政府实在不应再厚脸皮向议会申请追加拨款，而应该将规模缩小，像中国高铁香港段，将总站设在锦上路站；而像港珠澳大桥，可能乾脆卖给财团继续工程更为实在。
现在政府并非缩小规模，也不是把工程售予财团，而是寻求用更多公帑完成工程，却对香港公共医疗系统容量不足的情况视若无睹，甚至要削减5亿港元的公立医院经费。这种情况，小市民都会认为不大对劲，更不要说国际评级机构的财经专家。今天香港商界以至政界的表现，令国际评级机构怀疑今天的香港政府，是否还严加遵行港英时代定立的财政纪律；既然香港政府和商界做事方式越来越不像样，国际评级机构对香港评级採取负面展望也是合情合理。
对香港商界而言，凡事只是靠中国，只会令人感觉他们并不知风险管理为何物；把眼光放在东南亚，以至其他有潜力的新兴国家，相信这是香港商界重新获得评级机构信任的关键。至于香港政府，如果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依照现有模式，为求通过拨款而不让反对的议员作出合理提问，任由这些成效可疑的项目持续蚕食公帑，若有一天香港再没有大额财政盈余时，这些项目，以及香港议员的议事水平，必成为国际评级机构调低评级的理由。笔者对香港的信贷评级的预测，实在没有乐观的理由。
作者是居港英籍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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