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碰撞
郑永年先生近日发表了《西方对中国内政外交的五大误读》一文（刊于《联合早报》2016年4月12日），虽名为西方对中国的误读，其实主要是为目前中国内政外交寻找理论上的合理化，而并非是说西方对中国真有多少误读。
比如第一点“十八大以来政治的集权趋向”，郑先生就再次重申了“改革需要权力集中”的旧观点，并将种种问题包括腐败都归结到权力分散之上。郑先生去年3月接受人民网专访时也有类似表达，即“中国需要强势的习近平”，并强调人治而非法治的重要性，他提到“第一代毛泽东、第二代邓小平都是政治强人，但是人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家庭或小圈子的利益，而是为整个国家的，他们做事是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对于人治与法治之间的政治学区分，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再多赘述了。
中国到底应该以服务中国人自身为目标，外界的毁誉并不重要，民心所向方是施政的终极旨归。回过头来看中国极其成功的经济发展之路，虽然也曾犯过一些错误，但国民生活的大幅改善、民众精神面貌的日益提升，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日益开放，都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巨大成就，除了主要是中国人民的艰辛努力之外，同时也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有效规划与治理。
然而衣食足则知荣辱，当中国人的物质财富日益积累之后，必然会有更多精神层面的追求。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立下了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两步走的长期战略，但前者的目标日益实现，据估算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将可达到1万美元；但政治体制改革却一次次地被推迟。据《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2015年在“中国创新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曾错失三次良机，即分别是1980年、1986年与1997年在中共中央准备讨论或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之时，都由于一些历史意外而被一次次地人为搁置。
周先生指出，中国目前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阶层固化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推动改革主体的多元化，并对各种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而绝非是逆时代潮流地去作权力的集中。在经济领域内，也应该减税减负，并让关乎国计民生的广大民间中小企业逐渐壮大起来，而非反向地实现“国进民退”。
对于中国目前的道路应该走向何方，也许学界可能还有很多争论。其实在社会中上层，我觉得基本已达成了一定的社会共识。即首先中国不太可能，其实也不必走西方民主制道路，但无疑中国却需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而非向旧有的或其他传统寻求理论依托，走向封闭极权的死胡同。传统中国文化中重国家、集体而轻个人，严刑峻法的对象也主要是针对个人而非权力机关，这都是民众主体权利失落的必然结果。因此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民主，都应该落实到民众的个体头上。既然都已经有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当然就更没有理由限制普通民众的投票权、知情权与监督权。
去年刚去世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就将改革的思路定在“尊重宪法”“小政府”“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发扬民主，尊重自由，明晰产权”这样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上。即使对西方自由制有着无比清醒认识的新保守主义者福山，也对自由的另外一极——威权——有着戒心。去年他与习近平会见后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就明确表示实现现代政治有效治理的三要素就是国家、法制与问责制。中国目前完全不缺的是第一者。而在第二点上，福山的法制并非单向地要求公民守法，而将国家机器置于法制之外。福山的法制乃是强调整个社会所有成员及机构，都被纳入统一平等的法律框架之内，而没有任何党派、个人凌驾其上。尤其是第三条中国也存有不小的缺陷。要达到此三要素的平衡，非常重要的是民主与权力制衡，而非进一步的权力集中。
中国的未来必然更加繁荣并且自由，因为民智已开。否则即使有网络的封锁与国境线上的重重壁垒，但网络翻墙与移民逃离又如何方能遏制？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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