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获得希伯来大学颁发名誉博士学位，我深感荣幸。这并非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反映了以色列和新加坡两国人民之间长远的友谊。
最早移居到新加坡的犹太人始于19世纪，大多来自中东的伊拉克。其中一名访客同希伯来大学有亲密的渊源，他就是在1922年抵岸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教授。他同新加坡的犹太社群会晤，并敦促他们支持建设希伯来大学。我以为自己已经对此有所了解，但贵校还是为我做了关于爱因斯坦教授访问新加坡的全面介绍。但是或许我所寻获的一些资料，是刚才的介绍所没有提及的。首先，新加坡犹太人一共为希伯来大学筹集了750英镑的捐款。换算成今天的币值，那相当于30万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他访问新加坡的一周后，爱因斯坦教授接获了斯德哥尔摩的通知，告诉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所以我们有着不少美好的共同记忆。
今天，新加坡是一个小犹太社群的家乡，大约数百人，但为我们的社会做出了超出其规模的贡献。比如，我们的第一任首席部长大卫·绍乌·马绍尔（David Saul Marshall）先生，是位巴格达犹太人（Baghdadi Jew）。近数十年来，更多的犹太移民，包括以色列人，来到新加坡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不少从事科技行业。目前大约有2500名犹太人在新加坡，足够撑起一家犹太人洁食（kosher）餐馆的生意。
当新加坡在1965年8月始料不及地成为独立国家时，以色列国防军协助我们发展新加坡武装部队。我们向其他个别国家提出过请求。我们从零开始，需要紧急地建设国防力量。但是只有以色列对我们的请求做出回应，而且反应迅速。在独立后的几周，我们的国防部长吴庆瑞博士飞到曼谷，会见了驻扎当地的以色列大使莫迪凯·基德龙（Mordecai Kidron）。他向其总部发了报告，而几个月内——就在当年底——一支以色列国防军的顾问团就抵达新加坡了。出于军事安全，我们对外称呼他们是“墨西哥人”，也因为我们希望他们黝黑的外表能让这个伪装身份可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1967年7月，新加坡武装部队任命了我们第一批从军官训练课程结业的军官。这是新加坡建立一支有实力且专业的国防力量的决定性一步。
那是我们一段风雨飘摇的日子。英国正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其军队，包括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没有以色列国防军的帮忙，新加坡武装部队不可能发展其能力，阻吓威胁，保护我们的岛国，并让新加坡人和海外投资者对新加坡有信心，相信新加坡能有未来。吴博士在日后说：“回想起来，我们能成功起步是个小奇迹……没有了以色列人，我们将不能实现目标”。我们将永远感激以色列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刻。
这些年来，我们的关系已经扩大到国防和安全以外的领域，当然国防和安全联系依然如故。我们的企业都在彼此的国家积极寻找机会。我们在科技与研发方面合作。新加坡—以色列工业研发基金（SIIRD）20年来资助了约150个项目，共注资约1亿7000万美元。我们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经常交流，包括与希伯来大学。我们刚见证了三个协议的签署：一个是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管理希伯来大学在新加坡的研究工作；一个是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一个是与南洋理工大学。这都重申了各方对研究合作的承诺。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合作的基础和意愿上，进一步促进我们的关系。
以色列精神
所获颁的名誉博士学位，来自一所因拥有出色研究和创新能力的大学，让我倍感荣幸。贵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校友——八位诺贝尔奖得主、数位以色列的总统和总理，众多领域的翘楚。贵校代表了卓越的人类才能，以及为了克服艰巨困难所需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也是以色列的金字招牌——无论是灌溉沙漠为绿洲，让农业变得可能，在医药科技取得革命性突破，或是杰出的艺术、音乐及建筑创作。
这就是以色列精神，而新加坡仰慕并以你为榜样，且不无相似之处。首先，我们都是年轻的国家。以色列建国未满70年，新加坡则刚庆祝建国50年。第二，我们都必须凝聚不同的社群，来创建一个共同的国家身份意识。新加坡是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但同时有为数不少的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的少数社群。新加坡也有世界各主要宗教。在以色列，你们主要是个犹太社会，但仍然多元，包括来自欧洲的德系犹太人（Ashkenazim）、伊比利半岛犹太人（Sephardim）、来自衣索比亚的法拉沙人（Falasha）、整百万于苏联瓦解后移民来的俄罗斯犹太人、土生土长的犹太人（Sabras），以及规模不小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第三，两国都是在逆境中诞生，并依靠斗智斗勇而生存下来；且双方都决心逆境求存，为我们的子孙建设更美好的明天。
但是两国也存在显著的差异。首先，以色列有《妥拉》律法及《塔木德》法典，可上溯5000年的犹太历史，包括第二圣殿及马塞达要塞。新加坡的身份意识仅是个现代国家，虽然我们的不同族群属于历史悠久的文明，但却是各自不同的文明。因此从第一点引申开来，第二个不同在于，以色列的国家身份是个犹太国，新加坡却绝对不是个华人国家，而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事实上，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正是我们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独立且存在的根本理由。第三，以色列必须经历多次战争以维护其生存的权利。新加坡则幸运地从未同我们的邻居发生战争，唯一的例外是1960年代的马印对抗，一个由印度尼西亚针对马来西亚所发动的低烈度冲突，当时我们还是马来西亚的一份子。
我们或许不同，但以色列的故事能够引起新加坡人的共鸣，也能对我们产生强大的启迪作用。当我年轻时，我阅读了里昂·尤瑞斯（Leon Uris）所撰写的小说《出埃及记》。如果大家与我年龄相仿，应当会熟悉这部小说。小说情节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把书留在家中。有一天先父碰巧看到了并读完它。我当时人在国外，于是他便在家书里提到这本小说。他的评论是：小说家淋漓尽致地论证了建国的正当性，以及那些以色列建国者的热忱。在我准备这份讲稿时，我的同僚做了点考证。他们发现（以色列国父、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也读了这本小说并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的评论是：“作为一件艺术创作，它并不怎么样。但作为一件宣传品，它却是关于以色列最伟大的文件。”所以我推荐这本书给大家。
正是这种热忱，贯彻了以色列精神。一个坚毅不拔和意志坚定的民族，遭遇大屠杀的恐怖灾难后，坚决不再依靠外人。一个有决心解决任何困难的民族，无论问题有多棘手或难解，并且有信心自己将让明天更美好，一步一步地创建更好的未来。
各位将一步一步创建更好的未来，但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由阿里·沙维特（Ari Shavit）所撰写的书《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与《出埃及记》不同，这并非是一本小说。这是关于以色列故事的深沉有力的阐述，通过个别以色列人的经验与反思，也通过阿拉伯人的视角——那些在犹太移民之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沙维特的书清晰地表达了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和悲剧性，以及为何问题迟迟无解。进步将需要来自双方的巨大想象力、毅力与政治领导力，以及高照的福星和非凡力量的加持。
此行我不止访问以色列，也访问在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以彰显我们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友谊，并更好地了解最新发展，包括中东和平进程，同时表达我们对双方能采取行动，恢复直接谈判以取得公正且长久的两国方案所抱持的希望。
李光耀先生曾经对一名协助创建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墨西哥”将军说，新加坡从以色列那里学到两件事：如何变得强大，以及如何克制自己的力量。我最近读到了对（以色列前总理）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访问，并被其一以贯之的愿景——他所希望看到建国百年（2048年）的以色列——所打动。他深信2048年的世界将是个对以色列和中东都更好的世界。边界将不再那么重要。科学与技术将改造社群并联系不同人民，并促使人们用更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这是一个长寿且见过世面的人的乐观想法。
今天，他所想象的中东似乎遥不可及，甚至可能比2048年还遥远，也比贵国开始时的1948年显得遥远。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佩雷斯先生的愿景有一天终能实现，干戈化为玉帛。以色列及其邻邦能和平共存，一起繁荣。各位在新加坡的朋友和世界上的友人将为你们而欢欣。
本文是李显龙总理4月18日在希伯来大学的演讲稿
标题为编辑所加。叶鹏飞翻译。
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复杂和悲剧性……进步将需要来自双方的巨大想象力、毅力与政治领导力，以及高照的福星和非凡力量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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