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中国经济经过长达30年的双位数高速增长，近年来开始显著下降。增速的变缓，让人们担心中国经济是不是将会跌进“中等收入陷阱”。
近年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被广泛地讨论，但也经常被曲解和误解。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过初期的增长后，逐渐失去增长动力，随即陷入停滞状态，不能更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也就是说，这个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从中等收入发展到高收入的关键跨越。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曾经用过“低水平均衡陷阱”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很多落后经济体都没办法继续发展。这个理论认为，落后国家的初始经济增长不够强劲（基于它们固有的低投资，低储蓄和无可避免的低增长），因此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都会被高速增加的人口“吃掉”。这就是“低水平均衡陷阱”。但是这个理论很像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一个国家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它一开始就贫穷。
所以，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反对这个极端的理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累积因果关系”，没有很大的解释能力。 从本质上看，“中等收入陷阱”所采用的也是类似的逻辑，因为任何陷阱的存在，都意味着不可以或是只有很小的机会摆脱贫穷，朝向经济起飞。
根据实际经验，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许多发展经济体都是在1950年代末期开始它们的经济发展的。不过，它们当中的大部分并没有成功发展到高收入经济体，若不是其增长是基于原产品出口，就是其工业化过程受困于旷日持久的“进口替代”阶段，因而无法成功转型到出口导向阶段。菲律宾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国家从1950年代初期就开始工业化，在东南亚国家中是最早的，但是从那时就一直停滞不前，半个世纪来，菲律宾还是一个“低中收入”经济体。
因此，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在1960年代的101个左右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大约只有13个（多数是相对小型的经济体）在2008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在东亚，只有日本和“四小龙”，即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它们都是成功地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转型，同时也完成了它们的工业升级。
在2006年，世界银行为在新加坡举行的2006年世界银行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准备的世行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引进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来源。
但是，“中等收入陷阱”却充满了概念上和经验上的诸多难题。世界银行曾经把各国分成低收入、低中收入、高中收入，和高收入四个类别，并以高收入组别的平均收入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发展经济体”的准绳。这样的分类法和衡量标准必然是武断的。更何况，作为衡量发展经济体标尺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些年来也已经更换了好几次。
更严重的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是有技术上的缺陷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有起有落的长期过程。要让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意味着其增长在某个特定收入水平就突然停滞，或者一旦达到某个特定收入水平就注定要进入系统性放缓阶段。这是很难加以解释和证明的，尤其是“陷入”就意味着没有出路。
中国的发展现状
在“中等收入陷阱”辩论如火如荼展开之际，中国始终是引人关注的。每当中国经济增长遇到困难时，一些国际评论员就会开始预测中国就快要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了。
中国官员和学者也在经常讨论中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刘鹤等高级经济官员就经常警告，中国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加强宏观经济再平衡。最近，财政部长楼继伟说得更明显，指出中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其实，中国官员强调“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要传达某些政治信息，旨在提醒中国人民国家正在面对多种潜在的发展障碍和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课题时，倾向于针对中国的具体发展难题，例如农村发展或收入不平等， 一起讨论。
要讨论中国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分析中国的GDP数据是个很好的起点。在2015年，中国的名义人均GDP大约是8300美元（美国是5万6000美元，新加坡是5万3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在2014年的人均GDP是1万3000美元。这样算起来，中国已经处于中等收入组别的顶端。
鉴于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30多年，要一个有如此庞大人口的国家，在人均GDP方面实现快速跳跃是不容易的。同样的，像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来就比较困难。
至于中国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显然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国际普遍接受的“发达经济体”衡量标准；二、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能。如何定义“发达经济体”？多年来，世界银行简单地以1万美元的人均名义GDP作为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既然“高收入经济体”代表了“发达经济体”，而中国现在的人均所得已经达到8300美元，可以说是很接近“发达经济体”的门槛，大约在2020年左右就要跨过去了。
不过，世行最近把跻身“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提高到1万6000美元左右。以2015年作为起始点来推算，假如年均增长率是7%，中国只需六年就可以达到1万6000美元的水平。假如年均增长率是6%，就要用10年的时间。无论如何，中国肯定会在2030年之前成为“发达经济体”。
不过，即便中国以1万6000美元的人均GDP晋身“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它还远远不是一个真正的富裕社会，因为这需要更高水平的人均GDP。日本早在1960年代末期就达到了1万60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新加坡则是在1990年代初期。
正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要正式论证中国能否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严肃地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现状及其未来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经过了超过30年的双位数超高速增长后，近年来已显著放缓。 但增长减速的势头还会继续。不过，中国现在的经济放缓，其实是被国际媒体夸大的。
首先，中国的所谓“放缓”其实是适度增长——“放缓”只是相对于中国本身过去的增长记录而言。中国经济于2014年增长了7.4%，在本区域和全球大型经济体当中还是最高的。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下降到6.9%，但仍然高于邻近的经济体——亚细安平均只有4.4%，其他新兴经济体则是4.7%。
经济增长意味着GDP根据复利率原理增加。由于基数已经很大，2015年的6.9%增长所产生的GDP，其实要比2014年的7.4%增长所产生的还多。所以习近平很轻易接受当前的中国经济放缓，说是“新常态”。
在短期上，中国政府现在动用了一切的金融和财政手段，竭尽所能地减缓增长减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再强调，中国有能力一方面保持经济合理增长，也同时推动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打造经济成长的新推动力
要在未来维持合理的强劲增长，中国就必须培养新的增长源，同时也要做到以下两点：一、创新和技术进步；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以往的强劲增长，是由经济改革初级阶段的市场化，加上伴随着进口机器带来的简单技术转移而取得的显著技术进步所驱动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容易取得技术进步的资源已经消耗殆尽，今后，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发展来提高生产力，同时也要进一步推动结构性改革。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加快和扩大其研究与开发活动，2014年用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达到GDP的2.1%，美国已是2.8%。从总数量来说，中国的研发开支其实是挺高的，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因此，中国在申请专利和发明方面，近年来是世界排名第一。单在2015年，中国注册在案的专利申请就多达270万件。根据“自然全球指数”的排名，中国发布的优秀科研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其实，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科技术人才，其中有超过350万人从事全职研发活动。加上每年培养近800万名大学毕业生，并有一个庞大及日益先进的工业基础，因此中国的科技实力最终将为生产力的提升，增加新的动力，从而促进未来的增长。
此外，中国政府也在加快进行产业结构重组和提升。最近，中国公布了旨在“加强制造业”的《中国制造2025》（据报道，类似于德国为其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出的工业4.0计划）。中国这个全球制造业的巨头，正在从产量转向高科技与质量发展。
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口号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焦点是在十个关键行业，包括信息科技、机器人、大飞机、新材料、生物科技等等。
简单地说，所有这些新投资和行动计划都是精心谋划的，其目的是要为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新引擎，不仅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在2030年之前跨进“发达经济体”的门槛。
总之，和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以往的惊人增长记录外，中国已经建成了一个庞大和平衡的产业结构，加上强大的技术基础。中国制造业出口还是充满活力并且有竞争力的。此外，它还拥有第一世界水准的超级基础设施。
如果一个这样高度工业化的中国还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那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也就意味着将来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成为发达国家。而这是一个不合情理的定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教授和学术顾问
张从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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