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以普世价值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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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鱼忘筌

“天赋人权说”自动地赋予人各种各样的“权利”,而完全不提与之相对应的“义务”“职责”。这种跛脚的逻辑一旦被推到极致,一味追求生物欲望而自甘堕落,就变成是一种必须得到尊重甚至保护的权利。

联合国大会在4月19日召开的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可以看作是以欧美国家为主的“普世价值”运动最新一轮的宣教攻势。特别会议是由主张毒品合法化的国家为一方所形成的国际舆论压力,对垒反对派阵营。新加坡属于后者。

代表新加坡在大会上发言的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表明,新加坡坚持反毒的立场。他形容那些从“权利”概念立论,相信禁毒会压制个人和不尊重人权及尊严,而主张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听起来像是不依据事实的‘虚假论述’(straw man argument)”。

尚穆根在反驳合法化一派本质上纵容毒品使用的抑制毒品需求(demand reduction)或减害(harm reduction)理论时,一针见血地说:“你会明知故犯,开心地将毒品交给你十几岁的孩子吗?”

毒品除罪化在西方世界逐渐成为主流,美国目前有四个州以及多个城市让大麻合法,一些州则除罪。西欧国家如德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毒枭横行的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哥伦比亚等也相继让大麻除罪。

虽然除罪一派主张大麻不若烟草那么有害健康,医学界对此却是存疑的。医学刊物《成瘾》(Addiction)2014年的报告指出,根据1993年至2013年所收集的20年数据,一成的大麻使用者最终上瘾;长期使用大麻让青少年在高中以前的辍学率倍增,且在成年后发生认知障碍;大麻使用者的车祸率是常人的两倍。

纵容使用大麻和其他药物的风潮,背后当然有庞大的利益结构,但归根究底是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尔后更上升为普世价值强加在所有国家头上。

实力庞大的美国制药商,已经通过大量游说,成功促使国会松绑管制条例,让它们能够直接通过广告推销成药给消费者。2015年美国制药业一共花费52亿美元做直销广告。在美国十大制药商中,有九家在2013年的广告支出,高于其花在研究与开发的预算。

这同美国社会的“魔弹”迷信——即相信任何问题都能简单地靠特效药治愈——互为因果:失眠吃安眠药、肥胖吃减肥药、随意性交吃避孕丸和伟哥、心情不好吃抗忧郁药,仿佛药到真能病除。大麻正是在这种风气下渐渐获得正当地位。它被称为消遣药,是个人取得“精神解放”或逃避烦恼的魔弹。

至于其他毒品如白粉、冰毒、摇头丸的泛滥,也同样是为了个人解脱,或增添狂欢会乐趣而需求不断,成为美国次文化的核心符号。美国人对毒品的需求推高了执法成本,2010年联邦政府的“毒品战争”开支为150亿美元,地方政府花费250亿美元,但收效甚微。

毒品合法化的诉求,因而是对“毒品战争”失败的理论美化。合法化不但可以打击黑市,降低毒品价格,让毒枭无利可图,进而免去执法支出,政府还可以从中抽税,一石多鸟。

这些利益计算或许还是其次,真正推动毒品合法化运动,并赋予其“普世价值”神圣性的,更多来自于西方意识形态和传教的本能冲动。

“权利”的概念,在西方文化有悠久的传统。现代之前的欧洲,认为权利必须配合人的社会身份所要求的“职责”(office),才有完整意义——人为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才能要求他人尊重其行动上的权利。所以“权利”必须得经过“付出”来获得(rights have to be earned)。东方对人的重视,也是强调通过实践德行来彰显作为人的意义;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与禽兽无异。

但是“天赋人权说”却自动地赋予人各种各样的“权利”,而完全不提与之相对应的“义务”“职责”。这种跛脚的逻辑一旦被推到极致,一味追求生物欲望而自甘堕落,就变成是一种必须得到尊重甚至保护的权利。说白了,这就是毒品合法化运动背后的哲学基础。问题是,自己堕落也就算了,披上“普世价值”的外衣,强行推销给不迷信毫无前提的权利观念的社会,反映的却是一种文化霸权的心态。

尽管西方媒体仍然主导国际舆论,欧美诸国在经济上的糟糕表现,社会心理越发趋于闭关自守,以及在政治上出现排外的民粹主义,甚至难以取得治理上的基本共识,已经让其他社会开始质疑其所推崇的“普世价值”。之前对于“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讨论,凸显的正是这股反省的风气。

对于那些在极权社会里为追求平等、自由而舍身奋斗的勇士,“普世价值”向来是他们信奉并用来说服与动员的有效利器。不幸的是,当西方的自由派把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偏好,如女权主义、动物权利、同性婚姻,乃至吸毒的欲望,都用“普世价值”来包装、推销,其结果恐怕是进一步混淆了原本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类共善的价值观。这种认知上的混乱,反而会削弱“普世价值”在非西方世界的号召力。

作为一种日益同现实脱节的“普世价值”在西方世界的异化,一方面导致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立尖锐化,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越来越无法对话,甚至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仇寇,已经瘫痪了美国政治的有效运作。在外交上,“普世价值”的滥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兴起与反扑,让世界平添动乱和威胁。

在毒品合法化的议题上,用“普世价值”强行推销进一步暴露了其弊端。毒品有害于吸毒者、其家庭和社会,是有大量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常识,再精美的修辞包装或巧辩都无法改变真相。就如尚穆根所说:“如果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能为公民带来更好结果的模式,我们会考虑做出调整。如果做不到,就别要求我们改变。”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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