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曼:别把‘斜杠’浪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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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在保险局当文员而夜深才关起门写作的捷克小说家卡夫卡(Franz Kafka)如果还在世,他的名片上也许会印上“文员/作家”这双重职衔。他也可能会被当成“斜杠青年”的最佳典范。

“斜杠”一词指英文中的“slash”,对于拥有多重职业的人来说,这个符号用于区分他们的不同身份。2007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埃尔博尔(Marci Alboher)在她所撰写的新书《不能只打一份工:多重压力下的职场求生术》(One Person/Multiple Careers)中,创造了“斜杠青年”的概念,以此形容那些不再只满足于单一职业的年轻自由业者。

兼职、合约制或非固定聘雇等劳动形态并非新鲜事,有人打多份零工是为应付生计,有些人像卡夫卡一样,在朝九晚五的工作外做自己真正热衷的事,在生存与生活间寻找平衡。不同的是,随着经济组织方式发生变革,互联网时代催生新职业趋势,自由职业或多重职业,近年被赋予多一层浪漫的想象,“斜杠”成为人自主性的象征,代表从劳动中解放,也预示后工业时代的开放和进步。

就连在媒体报道中,经常也看到职业多元化被刻画为一种时尚。“斜杠青年”往往与较时髦的创意产业挂钩,他们是追求梦想的服装设计师、绘本作者或乐团主唱,却从来不是在马路上奔波的司机、得应付难缠客人的快餐店服务员或得兼任母职的年轻妇女。

美国社会评论家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一书中预言,当越来越多工作岗位被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取代时,社会生产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人口,人们将能摆脱繁重的日常事务,获得更多闲暇。这也引发不少专家学者开始提倡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重新思考社会资源的配置,以让人们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进而使得社会更有创造性和灵活性。

然而,在将“斜杠青年”的趋势与“自由”和“自主”挂钩时,我们却往往也忽略劳动生活的零碎化,其实代表这些青年得承担更多的报酬不稳定与风险,甚至忘了传统价值观至今仍倾向“求稳”心态的现实,即便年轻人可能也如此。

针对基本收入的讨论,人力部长林瑞生最近在专访中,点出北欧国家年轻人还未投入劳动队伍就意兴阑珊的情况。他以之与新加坡劳动市场紧缩的情况作对比,进一步提醒大家不要只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辩驳,而是认识到对症下药的重要性。

埃尔博尔当年在写“斜杠青年”时,经济危机的影响正蔓延美国社会各个角落,所谓的“斜杠”就业其实很可能是年轻人在不安与恐慌中的对抗。过度浪漫化“斜杠”将掩盖年轻一代如今所面对的压力与其经济处境,错将劳动市场的现实当作新时代的应然。

许多国家如今面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困境,依我国领导人所说,新加坡仍有能力改善情况,能在教育与培训方面交出成绩,是许多国家羡慕的。然而,随着科技演变与“零工经济”到来,劳动队伍中合约员工与自由业者是否获得与一般工人同等的保护,撑托着他们的社会安全网是否足够牢固,雇主与雇员间的劳资关系改变会否带来权力关系不平衡,都将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近期劳资政三方推出合约员工指导原则,政府与全国职工总会为从事创意工作的年轻自由业者进行实习配对,何尝不就是要给予这个特定群体更大保障、更多确定性?

另一边厢,即使是专注于一个职业的年轻人,也已开始在工作场所中面对适应新经济的压力。这几天社交媒体上不少朋友转发的一则《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随着集中在固定时间与场所的传统工作被合作式的运营取代,许多经理的时间其实被协调工作给占据,导致他们无法“真正做事”。所谓的新时代员工如果无法做到“一心多用”,最终意味的只是“瞎忙”时代的降临。

吊诡的是,斜杠就业与最近常提到的工匠精神似乎有所冲突。一生只精专一样东西,从重复劳动获得实践,与“选择”“解放”和“自由”这些概念相比,还真是显得过时。

但相信卡夫卡大概还是不会喜欢“斜杠青年”这个标签。

(作者是本报记者 ngwaimu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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