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故纸
根据大数据制定商业行销、市场策略，谬误只是关系着个别企业的盈亏存亡；可是若要根据大数据制定政策、治理社会，得预留加减的余地。
自从戴了小米计步手环，在手机下载应用程序，设定每天走9000步之后，我有意识地多走路。一旦达到目标，手环会自动震动。如果一天将尽，手环还没震动，我就鞭策自己多走路。应用程序也会告诉我：“你上周走了4万零724步，比68%的新加坡人还要活跃。”
我如果真以为自己是那较活跃的32%群体，那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个指数只是根据这个应用程序的使用者所收集的信息来排比，若真与总体相比较，到底我的指数会较好还是较差，我不得而知。
数字不骗人，大数据说真相，可是说的是什么真相？英国脱欧让世人大跌眼镜，因为许多机构在公投前根据大数据推演选民留欧的意愿比较强烈。然而公投的结果却和预测中的差异达3个百分点。
有关英国脱欧的数据分析，信息主要来自民意调查、博彩及社交媒体。在地域广袤的国家，受成本及操作所限，民意调查多在人口聚集的中心进行。以英国脱欧这个例子来说即伦敦，而伦敦是众所周知的支持留欧。至于博彩公司的盘口则经常被视为投票的风向标，公投前博彩公司普遍看好英国留欧。至于社交媒体则主要反映较年轻族群的意愿，一般相信，年轻人倾向于留欧。
个别的数据也许反映一定的事实，可是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以致于无法呈现准确的全息图。这也正是许多行销决策人员的经验：你必须找到合适的人问关键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一是众家分析忽略了这个课题不是简单的二分法，低估了选民的情绪。主张脱欧的阵营主要是不满贫富悬殊、认定移民抢走工作或对社会有威胁。有着这种强烈不满的选民，是会冒着大风雨去投票的。就如Google+当初推出之际出现的笑话——除了人心，没有什么是谷歌搜寻不到的地方——变幻莫测的人心，正是冷冰冰的数据无法触及的疆域。
另一个错误则是如《斯坦福法律评论》曾刊载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忽略了被大数据所抛弃的社会新底层。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勒曼（Jonas Lerman）2013年曾撰文指出，今天许多大数据工具都是经过校准，专门针对“足迹遍布网络世界的人”——使用面簿、谷歌和亚马逊；拥有借记卡、信用卡、购物卡、交通卡，使用智能手机，开车时依赖车上的GPS导航系统的年轻白领。如果只是根据这样的族群所收集的大数据，“没有手机、有线电缆和电脑的蓝领工人（而且工酬是用现金结算）”，就有着被数码世代排除在外的危险。
信息技术与经济活动的结合，引发数据快速增长，得益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日益成熟，人们可以根据海量的数据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实时分析。大数据分析渐渐影响各种重大决策，决定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机遇。商家根据数据预测未来，制定商业模式；政治家制定投票率策略、分析家研究出疾病传播方式，政府从大数据获取、整理并推断出决策。
但如果从大数据中产生结论、形成决策的方法论基础不扎实，直接运用大数据结论就可能是不可靠甚至是危险的。人们运用科学方法探究或研究问题，都会依据相关知识，根据问题进行某些假设以简化问题。一旦假设形成，或许会受偏好影响了观察、解释及判断，形成“主观愿望”。
根据大数据制定商业行销、市场策略，谬误只是关系着个别企业的盈亏存亡；可是若要根据大数据制定政策、治理社会，得预留加减的余地。
最近公布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间展开的国际成人技能评估报告，值得让人关注的是我国的世代差异及数码鸿沟。15岁至34岁的年轻人与55岁至65岁年长者，光谱的两端的语言及计算能力的两级化，一方面固然反映建国50年来教育水平的大提升，却也再次提醒人们，55岁至65岁年长者除了面对语言劣势，也面临可能因为无法透过资讯科技去获取资讯或提升职能的窘境。
另外，调查是以经合组织各国的官方语言进行。35岁以上的新加坡受访者，平均仅有近两成把英语视为母语。这个评估调查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有一个群体仍然依赖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及媒介取得资讯。
我国早在1992年就提出“2000年资讯科技计划”，并在2005年推出“智慧国2015计划”。在这基础上，2014年推出的“升级”的“智慧国家2025”10年计划，更进一步往智慧国的愿景迈进，建设覆盖全岛的数据收集、连接和分析基设施和操作系统，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除了人们已熟知的电子商务，小市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政务、出行的交通卡、各种优惠卡会员卡的交易记录等，都逐步编织一张偌大的大数据网。
根据大数据治理社会，数据固然是重要参考依据，要完善决策，使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必须确保少数群体未被遗忘、不被排斥。在奔向智慧岛的旅途中，除了协助不熟悉资信科技的群体接上资信快车，也有必要保留慢车道，透过科技以外的管道了解人们的期望与需求。
但都说了，人不是冷冰冰的数据，人心是会变的。当我发现智能手机自动出现信息，告诉我回家需要多长的时间，我决定把谷歌“监察”我的导航功能关闭，逐步抹去“电子足迹”。当越来越多的人决定在隐私和便利间做出取舍，大数据无法捕捉的就不光是数码社会新底层，也包括大隐于市的一群。生活中总有不可预期，当黑天鹅出现时也就推翻了之前的假设与预测。
这也正是分析大数据时须考量的：不能忽略人的因素和作用，人工智能不能完全取代人的智慧。
（作者是本报助理副总裁 (新兴业务) 兼特别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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