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两个星期前报道住在宏茂桥同一座组屋但不同单位的六名居民，在过去四年先后被诊断患上耐多药型结核病的新闻时，负责这起事件的其中一名医生所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当时，结核病控制中心主任王忆棠教授透露：“我们在尝试让人们透露他们的日常生活时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只愿意说出一些很明显的事情，例如他们工作和居住的地点。对于他们的社交活动，我们很难掌握相关信息。”
另一方面，在这起事件曝光前的一星期，也曾出现一起因中医在诊断时未发现少女怀孕，开出活血化瘀散结的方剂，导致少女和胎儿遭受不必要的健康风险，被中医管理委员会吊销执照三个月和罚款5000元的个案。
这两起事件并没什么关联，但对我来说，两者却恰恰都涉及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沟通问题。肺结核个案中，医生问了该问的，但病人不愿说；少女误诊个案中，医生没问该问的，病人也没透露更多细节。
两起个案涉及的“问与不问，说与不说”问题，使得求医问诊信息不全面，或许多少导致这两起事件的发生。
看病时该向医生透露多少个人信息、多少隐私，我个人认为主动权主要还是在病人身上。当然，有经验的医生能因病患出现的一些症状，联想到各种疾病的可能性，从而提醒病人回答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最后说与不说还是取决于病人。
即便如此，我相信有时医生问问题时也需看情况，尤其注意措辞。
记得读高中时一名女同学透露，她因考试压力大，数月没来月经。前往家庭诊所求医时，医生了解她的症状后，开头第一个问题便是“你的性生活活跃吗？”
这个问题使得这名乖乖女好不窘迫，连忙撇清干系，但回家后总觉得自己被冒犯，于是决定往后再不光顾这家诊所。
其实，这名家庭医生尽了他的职责，问了有必要的问题，只是他的提问方式或许过于直接，导致女生尴尬反感。女生认为若这名医生注意措辞、在发问前先做些解释、举些例子，她当下也不会感到那么尴尬。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发问毫无疑问是有必要的，但若像偶尔出现在报章中遭到处分的一些医生那样，因个人私利而向病人询问过多与病情无关的私人问题、侵犯了病人隐私，那就要不得了。
另一方面，一名在公共医院担任专科医生的友人透露，其实他所碰到的病人，多数都对医生绝对信任，不仅会详细透露前来问诊的疾病相关症状与生活习惯，就连身体其他部位的不适也会一一告知，有时甚至连自己的心事都会向医生倾述。
面对这类病人，对医生来说自然有乐也有苦。乐的是，与病人沟通良好，病人愿毫无隐瞒地主动向医生透露各种健康细节，辅助医生就疾病做出正确判断。
苦的是，每名病人的问诊时间毕竟有限，医生必须在短时间内根据病情与病人生活习惯做出判断，过多无关的信息一方面有可能分散重点，影响判断，另一方面，医生毕竟有自己专攻的疾病，若什么病痛都希望同一名医生解决，有时也确实“强人所难”。
记得这名友人一脸苦恼地告诉我，如果是疾病相关的问题倒也罢了，毕竟是自己的病人，能帮就帮，自己不能医的就转介给同事。但他最怕的还是有时病人跟他熟了，不仅透露自己的心事，甚至还希望进一步了解医生的私生活。
他就曾碰见病人询问他的婚姻状况，并为他做媒，着实让他大吃一惊。
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是一种较特殊的社会关系，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问”与“说”其实都存在着微妙的分寸问题，需要小心平衡谨慎拿捏；发问时也同样须注意措辞，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与尴尬。
（作者是本报记者 yuanyi@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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