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冯月季
英国“脱欧”引发的震荡是多方面的，英镑贬值，全球股市下跌，首相卡梅伦宣布辞职。不仅如此，在当今不确定的欧洲局势下，英国“脱欧”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英国“脱欧”将加剧欧洲大陆面临的金融、移民和政治危机，可能会造成欧盟其它成员国试图效仿英国，这将会使欧洲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一直以来，英国社会存在一种普遍的“疑欧主义”倾向，这也导致了英国与欧盟之间长期貌合神离的关系。根据欧盟委员会民调机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数据，2015年只有35%的英国人愿意承认自己的“欧洲人”身份。而欧盟其它国家民众对“欧洲人”的身份认同比例则超过50%。
英国人的“疑欧主义”并非完全是主观想象，而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相互不待见的结果。就在英国“脱欧”公投前夕，欧洲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中说：“英国经常挑战我们的耐心……如果英国想离开，就让它走好了。”舒尔茨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前欧盟不少国家对英国的态度，它们认为一直以来英国都是最不合作的国家。
欧洲大陆对英国的“敌视”历史上早有传统。近代以前，欧洲大陆国家曾多次和英国兵戎相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认识到分裂和战火给欧洲带来的巨大创伤，因此出现了许多“泛欧”运动的推动者，其中，以奥地利人库登·霍夫－卡莱基（Richard Nikolaus Coudenhove-Kalergi）的“泛欧”思想最具影响力，他被称为“现代欧洲联合思想之父”。但是在卡莱基的“泛欧”思想中，英国是被排除在“欧共体”之外的独立帝国。卡莱基更倾向于借助“小德意志”的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地走“小欧洲”的联合路线。
但是今天看来，卡莱基的“小欧洲”设想也面临着危机。由于近年来受到金融风险、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影响，欧盟的公信力和认同感，在除英国以外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中也持续下跌。美国皮尤中心6月7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法国，2016年，仅有38%的民众对欧盟持有好感，这一数据在2015年还高达55%；类似的数据在西班牙分别是47%和63%。
欧盟目前所面临的分崩离析的危险，并非仅由英国“脱欧”造成。一方面，欧盟的发展和壮大，客观上也是美苏冷战时期在欧洲角力的结果。如今，前苏联已经解体，但是俄罗斯与美国在欧洲的明争暗斗依然在延续，这种意识形态争斗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中会被无限放大。英国自不必多言，其“疑欧主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英国人引以为豪的自由主义传统。在英国人看来，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大陆遗留的“社团主义”和“国家主义”，会损害自由主义传统。这两年，有许多英国政治学家纷纷著书立说，旗帜鲜明地标榜英国属于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盎格鲁圈”，例如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在《自由的基因》中写道：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差异，就在于前者对个人自由的高度推崇，而后者对个人自由的长期压制。
市场经济无法再造新欧洲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说：“通过加入欧盟，欧洲国家可以共同拥抱基于民主、法治以及摒弃民族主义的更美好未来。过去30年，欧洲迎来自己版本的‘历史的终结’”。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困境下，这个璀璨的“欧洲梦”正渐行渐远。如果说英国重申它的“盎格鲁圈”文化身份，算是一种执着的理想主义表达，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等丰富资源的诱惑下，纷纷向莫斯科示好。再加上这两年欧洲大陆弥漫的极化政治，让人们不得不担心欧洲有可能从“历史的终结”退化到“欧洲的终结”。
另一方面，除了欧盟内部的派系对立外，整个欧盟成员国都对当前欧盟揽权过重颇有微词。在皮尤中心的调查报告中，有将近半数的受访民众希望收回交给欧盟的权力。意大利《邮报》专栏作家巴巴拉·斯皮内利（Barbara Spinelli）早在2003年就警告说：欧盟如果既要追求制度的绝对一致，又要追求共同的文化情感，这根本就是一种集权式的乌托邦，无异于政治自杀。今天看来，她当年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
不过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历史上的欧洲从来就是破碎和散乱的，其间虽有征战、灾难和杀戮，却也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文明。另外，也不能完全用经济学的标准去衡量英国“脱欧”的得与失，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一直都是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哲学，但这次“脱欧”也让我们看到了英国的另一面：英国人骨子里浓厚的“盎格鲁－撒克逊”情结。除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之外的这种执拗的理想主义情怀，恰恰是当今的欧洲大陆所缺乏的。世俗的功利性束缚了欧洲大陆的眼界，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十多年前就已经指出：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无法再造一个新的欧洲，欧洲需要一种“以天下为念”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依法而治的大同社会原则。
也许现在断言欧盟必定分崩离析还为时尚早，况且欧盟对于许多成员国来说仍具有吸引力，特别是那些后加入的东欧国家，著名经济学家安德斯·艾斯仑德（Anders Aslund）曾经说过：在欧盟与莫斯科之间择一亲疏，就是前共产国家在法治与腐败、民主与专制、繁荣改革与停滞不安之间的分水岭。波兰在加入欧盟前夕，该国一位政治家非常明确地指出：想象一下，有一条大河贯穿欧洲。一边是莫斯科，另一边是布鲁塞尔。我们知道自己需要到河的哪一边。
有人赞美，有人抱怨，欧盟的这种不完美也符合事物的常态，欧盟本身就应当是一个流动的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就其成员国的加入或退出而言，还是从欧盟制定的各项有待完善的制度，以及将欧盟各国密切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来说。可以确定的是，英国“脱欧”会给欧盟敲响警钟，欧盟应当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是多方面的，除了应对难民危机、金融风险和恐怖主义不力，由此造成欧盟成员国对布鲁塞尔不断下滑的信任感和忠诚度之外，欧盟还要面对“新冷战时代”美俄在欧洲的争夺，如今资本实力强大的中国也加入了这场角力游戏。如果欧盟不作为，任由危机扩大，那么当一个破碎不堪的欧洲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它的面相就不会是18到19世纪充满浪漫主义的欧洲，而是像20世纪灾难和悲剧频现的欧洲。
作者是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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