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从1991年开始实施的民选总统制，自几年前酝酿改革，到今年历经半年的检讨，九人宪法委员会日前终于向李显龙总理提呈报告书。长达160页的报告书内容已正式公布，李总理也郑重表态：政府原则上接受委员会有关保障少数种族有机会当选总统、提高总统人选资格门槛、赋予总统顾问理事会更大职权三方面的建议。
对如此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修宪，政府接着将发表白皮书正式回应，国会也将针对修宪法案进行审查表决。届时国会也必有一番激烈辩论。在这种种程序逐步启动之前，政府已有了明确的立场，为有25年历史的民选总统制度进行“中期翻新”势在必行。一般预料，下届民选总统很可能是在新的架构下产生。政府已肯定接受的三项修宪建议，成为人们现在关注的焦点。其中，“赋予总统顾问理事会更大职权”，似乎具有平衡总统职权的意涵，并使其成为总统职位和政府之间的一道桥梁。
当年的李光耀总理提出民选总统掌握国库第二把钥匙的构想时，一个基本立场是，民选总统重权在握，拥有针对政府动用历届政府所累积的储备金，和一些重要公职任命时的否决权，所以他必须是由人民通过选票委以重任，才有民意授权来制衡政府的基础。因此，“民选”两字在新架构下仍是关键词。但在民选架构下，如何保障少数种族的代表权益，留给人们不少讨论空间。这一点还有待政府进一步阐述，国会也必须有针对性的辩论。
有关总统人选资格门槛，委员会建议采用“公司股东权益”（至少5亿元）评估企业界候选人管理财务的能力，而在现有的资格鉴定下，候选人曾经管理的企业必须符合“1亿元缴足资本”的条件。新的门槛把有资格问鼎总统职位的可能人选范围显著缩小，新标准下合格的企业仅有691家，因此，像2011年总统选举出现四角战的情景恐怕难以再现。这也不是坏事，因为总统选举毕竟不同于全国大选。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上届总统选举热闹气氛盖过选举本身的意义，甚至几乎成为同年大选的“续集”，模糊了选民的焦点。在上届民选总统的竞选过程中，有候选人对总统角色提出不同诠释，同时也作出许多承诺以争取选票，例如陈清木医生“哗众取宠”地主张当选后，将把总理办事处请出总统府，陈如斯提出民选总统应该“制衡与监督”政府。一些候选人在热昏了头的选举气氛中忘了他们是应该在现有体制下竞争国家象征的最高职位，而不是竞选一个不存在的“理想”职位。上一届总统选举暴露现有制度的弱点，让政府赫然惊醒：总统职位的尊严必须维护，少数种族中选的机会不能被排除在外，总统职位不能演变成国家体制里的另一个“权力中心”。
以机制保障少数种族在选举中胜出的机会，早已有集选区选举制度的先例。李总理最近不断重申民选总统作为国家象征的意义始终不变的立场，显然是为了加强人们对新制度的了解。国家象征意义的强调，在于赢得不同种族对民选总统制的共识，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但却又以华族人口占七成多为主，在国家体制的安排下，每隔一段时期便有一个来自马来族或是印度族与其他社群的总统作为国家象征，其效果在于为新加坡的种族和谐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这对华族是一项提醒，对非华族则是一种精神的鼓舞和肯定。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独立的第一天便强调，“新加坡不属于华人的，也不属于马来人或是印度人，而是属于全体新加坡人的。”总统作为国家的象征意义和团结符号一直以来都受到政府的精心维护，新加坡钞票上印着第一位马来族总统尤索夫依萨（任期由1965年8月9日至1970年11月23日）的头像，其意义又岂止在于长久纪念建国的第一位总统而已。
最近去世的前总统纳丹曾担任多项公职，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他总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也总是不负所托，完成任务。在担任总统12年期间，他一方面有效地负起民选总统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凭借他以前的外交经验，为新加坡赢得更多的国际友人。在社会上，他的平易近人和诚恳的待人处世态度为他树立了“人民的总统”的形象和团结国人的国家象征，此外，纳丹向国际突显了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特色。
维护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色彩，是新加坡建国理想之所系。李总理近日在新传媒的访谈中说：“我在推动这个（修宪），并不是因为我感受到来自少数种族的压力，或是我们必须作出一种政治姿态，而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应该做的事。”建国半世纪来，政府也以各族的和平共处，新加坡人意识增强为荣，但在现实上，政府还是必须未雨绸缪保障非华族的候选人有胜出的机会。未雨绸缪是新加坡政治领导人的一贯治国作风，否则新加坡的总统制也不会经历从委任制到民选制度的改变。我国任何涉及国家长远利益的体制都是一种演进过程，体现出善于因时制宜的新加坡特色。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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