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在8月21日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总理李显龙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虽然“敏感”和“复杂”，但双边关系维持良好。他也列举和马来西亚首相纳吉针对《马来亚铁道公司在新加坡土地发展协议要点》达成共识，和双方签署新隆高铁谅解备忘录为例子。
这些正面的发展凸显了自2003年以来，双边关系大有改善。事实上，坚定的政治意志和没有历史包袱的新一代领导人，为两国营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关系。最高领导人在塑造双边关系上举足轻重，但外交上制度性的规范和对彼此的利益相互尊重，对确保双方关系更上一层楼，却也是必要的。
1965年分家后，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和处理种族课题上的重大分歧，新马关系一直起起落落。马哈迪担任首相的后半期，是双边关系的最低点。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双方有许多悬而未决的争议，包括白礁（Pedra Branca）主权、马来西亚人的公积金、柔佛水供协议及建造“美景大桥”取代新柔长堤等。
其中一些由前首相阿都拉和时任总理吴作栋迅速与和谐地解决了，另外一些则由继任的纳吉和李显龙着手处理。新一代的领导人认识到，双边关系的发展不应该受到历史包袱的阻碍。
许多新马关系观察家认为，从马哈迪手中接过首相一职的阿都拉，在根本上改变了马来西亚对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有别于马哈迪，阿都拉和纳吉在外交上采取了较温和及实事求是的姿态，这让双边关系开始变暖。
然而，正因为两国关系的进展和领导人的更换息息相关，一些人也担心现任领导人卸任后，良好关系是否可以持续。国内政治局势的突变、宗教与政治上的激化，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敏感性等因素，可以让双边关系脱轨。
新马可以通过三方面在未来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首先，双方可以更紧密遵守国际规范和规则，来加强双边往来的稳定性。自长堤两边由新一代领导人接班以来，外交政策便从由强人主导，过渡到更注重制度性规范和国际法。
比如，白礁主权和柔佛海峡填土课题，都交由国际仲裁和平解决。两国关系的发展日益以制度性规范为依据，可以减少以往曾经发生，强势领导人将双边关系变得不可预测的可能性。
其次，双方必须认识并尊重彼此的不同利益。过去50年，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种族课题的处理上，双方选择了非常不同的发展道路。要求彼此改变其内部和外交政策是不实际的。
一些观察家认为，新马不同的外交政策是造成双方不容易解决分歧的原因。比如，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在必要时会强调伸缩性和妥协，但新加坡却把重点放在遵守国际法和规则，以确保和其他国家的协议是有保障的。
不过，双方的外交政策也有重要的共同点。类似新加坡强调遵守国际规范和条例，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也是建立在以国际法为中心的原则和实用主义上。此外，两国皆是亚细安的成员国。
新马都遵守亚细安奉行的多边主义，尤其是和平共存和以共识为根本的外交。两国若能把焦点放在这些相似之处，就有助于为解决将来可能出现的争议找到共同基础。
第三，新马还有更重大的利益考量，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在亚细安国家中，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也同马来西亚在其依士干达经济特区进行重大的合作。加强经济联系可以促进“与邻共荣”（prosper thy neighbour）的政策，深化两国间的紧密与“共生”关系。
当然，上述一切并不能保证新马之间再也不会出现争端。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些纠纷。事实上，两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还是精英主导的。因此，明智的政治领导是必要的。这可以确保双边关系是建立在了解彼此的分歧，但又愿意以有章可循的互动来和平共处的基础上。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马来西亚项目研究分析员。原载研究院电子刊物《RSIS 评论》。叶琦保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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