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经济转型及其风险

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经济结构转型。在一定的程度上说,中国的经济转型的确在发生,主要表现在净出口占经济的比例大大减少,但国内消费或者内需的比重有所增加。考虑到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对政府消费的有效控制,民间消费水平的增加实际上很显著。同时,就业情况也比较稳定。不过,没有任何理由对迄今为止的结构性调整的进展抱轻松态度。实际上,结构转型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不仅如此,另一些方面的结构转型,可能是人们不想看到的,正在对中国的经济形态构成更为严峻的挑战。

先来看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减速情况。经济减速超过预期,如果不能阻止,有可能转化成为经济萎缩。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呈L型曲线,这乃为正常。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维持永远的高增长。通常,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增长之后,就下行进入中增长时期。中国也不会例外。不过,问题在于经济增长要下行到什么程度。现在L中的横线已经变成了下行的斜杠线,尽管斜杠到什么时候能够到底,还不好马上做出准确结论,但这个趋势是明显的。以前说7%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增长的底线,但今年的经济数据已经下滑到6.7%。实际上,各省的经济下行远超人们的预期。

东北几乎全面下行,中央政府注入大量资金拯救,但如果东北的经济结构不变(主要是国有企业过于庞大,民营企业缺乏空间),再多的资金可能也无济于事。即使是经济发展好的一些沿海经济大省也很不乐观。例如广东省,今年迄今为止也只有广州、深圳和佛山少数几个城市,勉强完成省政府确定的指标,其它城市和地区离达标差得很远。中西部有一些省份发展不错,但这些省份经济发展起步晚、规模小,它们的高增长对国家总体的经济增长贡献,并不能和东部沿海经济大省份相提并论。

在经济增长下行的同时,更出现了人们并不想看到的经济结构转型,那就是金融、互联网和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让实体经济所需的人才、资金及生产所需的土地房产等资源成本过高,使本来已经效益下降的实体经济难以支撑,创新的成本更是难以控制,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困难。金融和互联网这两个领域的现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脱实向虚”现象。这些年中国政府大力提倡金融业、互联网的发展,并且对这两个领域(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实行自由化政策,缺少或者没有政府规制,结果这两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吸引了大量人和财。

经济形态扭曲

  本来发展这两个领域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但现在已经走向反面。经济的互联网化无可非议。如果互联网业在聚集了大量的资金之后用于技术创新,也可以促成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很可惜互联网业大多只是政策寻租,没有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开发新技术。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业就可以知道。百度外卖、阿里巴巴收购肯德基表明了什么?简单地说,互联网经济(尤其是网购)导致了经济活动的转移和重新分配。互联网业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用新的手段(互联网)实现了经济活动的简单扩张,而非技术性扩张和升级。第二,有效地把经济活动从实体经济(例如万达广场)转移到虚拟经济(网购),互联网业已经把国家经济大半边江山,从正式经济转为非正式经济。

互联网业对经济活动的转移,对国家的税收体制也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即收不到税。很容易理解目前营改增所遇到的困难。国家如果要收税,企业收入就必须能够反映到统计上,而只有正式经济部门才有统计,国家对非正式部门的税收毫无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加重对实体经济(正式)部门的税收。“营改增”本来是要减轻企业负担,但执行的结果必然加重企业的负担,而未必能增加税收总量,因为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不一样了。

从去年底开始的房地产市场的剧烈变化,更是对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因为房价的飞涨,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企业被迫纷纷离开一线城市,大部分都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但即使像华为那样的巨大型企业,也发现承担不了因为房价上升而来的成本。很多企业家发现,做实体经济辛辛苦苦十来年,所得利润还不如炒一两套房。不难发现,金融和互联网企业越是兴旺的地方,实体经济越是显得摇摇欲坠。浙江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再者,多层不良效益正在叠加,地方债务(含融资平台及地方国企)的增加及基础投资效益低下,不仅加大国有经济对经济资源占用的比重,而且降低收益率,加大了部分地区本已困难的财政支出压力。银行不良资产率在加速增加,目前部分银行将不良资产转移到账外资产(通过影子银行或信托),以减低报表的不良率。但这样做并没有实际效果,只是障眼法,更大的祸害是隐瞒实情,使中央决策高层难以掌握实际数字,银行金融资产的风险在急剧增加。社会投融资平台接连出现兑付困难,给中国的无所不管的政府巨大压力。

再次、外资加速撤出中国。早些时候,人们发现香港富商李嘉诚开始从内地撤资。但李嘉诚的心态也是外商普遍的心态。外资撤出已经不是可能性,而是正在成为现实。从麦当劳和肯德基将其中国大陆的资产出售,可以预见这一趋势,即国际大财团不看好中国。一些人将阿里巴巴收购肯德基,视为是民族资本的胜利是毫无理性的。就外资而言,不能仅从引进外资的统计数字上看,有很多外资是国内在海外的上市企业募集的资金的回流。

也需要考量到的是,美国加息的时间窗口,可能是在等待中国经济下行的时机。一般认为,美国加息主要考虑的是其内部经济因素。不过,在中美进行激烈经济竞争的今天,也不能忽视美国会针对中国的可能性。无论是针对美国国内问题还是针对中国,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美国集中多次加息,迫使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到时如果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国势必消耗大量外汇储备,同时迫使中国对外投资或债券利息等的成本迅速加大,在海外上市公司市值大幅下降。由于国际社会需求不振,人民币贬值并不可能带来出口的实际增长,这将严重损伤中国的经济体。

加大结构改革和调整

这个经济局面使得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产生了极为悲观的看法。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继续加大结构改革和调整。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加大政策执行力度,把执行放到重中之重。从三中全会到供给侧改革,改革规划已经有了,但始终不见有效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改革目标与追求目标的工具之间的一致性。一些政策设计得很好,但一旦执行就走向反面,主要是目标与工具之间的不一致性。在目标和手段相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能有效执行既定的政策,就可以实现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目标,即在经济资源分配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

第二、努力寻找投资空间。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大多来自投资。尽管要进行结构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不重要了。实际上,投资会继续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消费型社会的建设和消费水平的提升,需要渐进的过程。劳动所得占GDP的比例仍然很低,居民存款率仍然很高,这些都决定了投资必须发挥其推动经济的巨大动力。问题在于如何获取新的投资空间。可以重新定义新型城镇化,把投资重点不是放在房地产,而是以质量为导向的城市建设,例如城市地下水道、小区停车场、体育设施、医院、养老院和幼儿园的建设;农村的卫生、取暖、垃圾处理设施等等。这些基本设施既是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所需,也可以消耗掉巨大的产能。当然,也可以通过对外的“一带一路”获取更多的海外投资空间。

第三、继续改善甚至修正顶层设计。在经济转型方面,人们一直关切投资与消费、出口与内需等方面的平衡,但忽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生产性投资与社会性投资等方面的平衡。如果这些平衡不能实现,经济发展很难可持续。

这里尤其要强调社会建设投资。中国从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开始进行社会建设,当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政策概念。这个时期,除了“维稳”方面出现问题,在社会建设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包括农村和城市推行低保,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确立。但近年来,社会建设动力不足,这个领域又呈现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趋势,即政府不想担负更多的责任。

今天,中国的劳动所得在总体GDP中的比例仍然很低。国家的税收体系基本上仍然是亲资本和轻社会的,主要依靠增值税和营业税,以及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而没有开征资本增值税、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等税种。政府社会投入不足或者不愿意投入,或许是考量到政府的负担,但政府完全可以从这些新税种中取得收入,用于社会建设。如果没有劳动所得的提高和社会政策建设,消费型社会建设会变得遥遥无期。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早期的西方,还是后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社会投入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诸种迹象表明,经济萎缩的风险正在增加,其直接危害生产、就业、税收,甚至是社会稳定,而中长期的危害则促成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此而言,如何拯救经济当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