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曼:新经济赶超新政府?

黑白之间

对话会主题是“工作的未来”,主讲者星展银行总裁高博德在半小时开场中,为台下嘉宾介绍星展业务与工作环境等各方面的转型,然后是问答时间。这时,台下的观众笑了,因为手持麦克风站起来发问的,不是一般的参与者,而是受邀主持早上揭幕礼的部长。

故意闹场的吧?大家心里也许这样想着,但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王乙康这时却很认真地提出问题。他指出,高博德在演讲中似乎调侃政府与军队的缺乏变通和按程序处事,将阻挠它们在新经济里前进,但像政府这样的机制,若规避风险并保留层级观念,其实可能有合理的原因。他因此询问高博德,是否认为这样子的政府也能够创新;而如果可以,那应该怎么做才能取得突破?

高博德给部长的答案充满智慧,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但对我来说,当天存在更多解读空间的,却是台上企业总裁台下部长这个有趣的画面。经常负责回答问题的“政府”,突然变成了提问者,确实让人瞬间意识到,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新世界里,解开难题的钥匙,已不全握在国家领导者手中。

“不要问政府能为硅谷做什么;要问硅谷能为政府做什么。”这句话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科技杂志《连线》(Wired)11月号刊完成客席编辑任务后的总结心得,也道出在解决新经济所带来的挑战时,灵巧的企业也许会比政府更能胜任,一些走在前沿的企业,变化步伐甚至已比政府还快。

也因为这样,在新经济中的政府又面对另一项难题:当它意识到自己已处在“发问者”而非“主导者”的位置上,无法很有把握地提供所有答案时,它是否应该放松管制,缩小在市场的介入范围?

若从不同例子来看,许多政府还是宁愿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个问题。英国伦敦劳资审裁法庭最近裁定优步(Uber)司机为“合约员工”而非“自雇人士”,引起优步与其他采用类似营运模式的公司哗然,优步也随即提出上诉。这就显示新经济中所存在的灰色地带与矛盾,如劳资关系的处理,如果遭到硬性定义,可能延伸各种争议与分歧。

支持法庭裁决者会将它视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从业者,即不享有基本劳工福利和保障的自由职业者的胜利,可避免企业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将风险转嫁给工人的做法普及化。但若从优步的角度出发,一开始这种“租车共享”模式能成功,正是因为有不少司机愿意灵活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而不愿受合约关系的制约。

在本地,短期出租网站Airbnb模式的普及化,则为政府带来另一套难题。最近一则私宅组屋非法短期出租日益猖獗的新闻就显示,尽管条例规定屋主严守单位租约不能少过六个月,但单是Airbnb新加坡的网站上,已有超过300个短期房屋出租广告;政府暂不放宽出租条例,又不禁止住家出租平台在本地营运的观望立场,显然不是长远办法。

然而,即使是相信硅谷实力的奥巴马,也不认为政府应凡事退居二线,而是坚信一些突破性技术与新兴模式,若最后要获正确采纳,其研发与推动必须有大量的政府参与。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也指出,在面对科技所带来的破坏力量时,政府不应任由市场自由操作,而必须更积极地介入。但这其中存在的问题是,政府是否能有效扮演这协调角色,而不被新经济所赶超?

《金融时报》创新编辑桑希尔(John Thornhill)最近在一则题为《别让新技术沦为“无罪欺诈”》的报道中,就很好地概括了政府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保护大家作为公民以及消费者的双重利益。只不过这听起来又像是另一道难解的题。

(作者是本报记者 ngwaimu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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