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故纸
此刻回溯彼时，并不能完全还原历史现场，因为说故事的人总会根据此时的需要做出诠释。
细雨纷飞的周末，坐在不算大的国家美术馆放映室，我是那种讨人厌的戏迷，几乎不必看字幕就叫得出哪一些片段出自哪部经典电影，认得出那些青涩俊秀的脸孔。记得那老是寻找“阿孝咕”的老奶奶，还有那一幕长啊长的大树下。
大全景、大景深的固定镜位，哎呀怎么那么久的长镜头，在30年前港片盛行的年代，侯孝贤的《童年往事》节奏慢得叫当时许多观众昏昏欲睡。但也就那样缓慢地、纪实地，让人记住风那样吹，叶那样动，仿佛让人感受到，生老病死，一切都会被风化、削蚀。那是侯孝贤的独特美学。今天他是闻名遐迩的大师。他所执导的《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他凭《刺客聂隐娘》获得康城影展最佳导演。
所有的大师，在被时光淬炼以前，也都曾年轻过。为记录台湾新电影30年而开拍的《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说的就是一群年轻人的梦想。
1982年，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小野和吴念真策划，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四人拍摄了四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影片用四段故事来表现人际关系与男女关系的演变、人的成长和台湾30年来社会形态的变迁，有别于之前占据电影市场的爱国片和琼瑶爱情片，结果叫好又叫座。
《儿子的大玩偶》《恋恋风尘》《恐怖分子》《无言的山丘》等电影陆续登场，侯孝贤、杨德昌、王童等，采用写实的拍摄手法，解析社会真实现象，建立了新的电影形式与语言，开启了改变台湾电影发展的“台湾新电影”运动。
观众在《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中，看侯孝贤与吴念真等人，1989年在《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拿着青天白日旗挥舞的兴奋激动，听50多位来自欧、亚、美各国的知名导演、电影工作者、影评人、演员等叙述台湾新电影带给他们的影响和感动，唤回所有对台湾新电影的美好回忆，隐约感受到当时台湾年轻人推动台湾文化走向国际的不易。
这部记录片的制片王耿瑜在交流会上说，创作是发现自我的历程。王耿瑜是资深策展人，多次在国际影展听到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听到有关台湾新电影的赞誉。当新电影30周年之际，决定用长镜头来看历史，通过外部的描述来拼凑一个美好时代的追忆。借由这样的方式，也让人看到了软实力如何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台湾。
要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经历资本主义洗礼，认为样样都是经过计算的现代社会），会以为当时那场斑斓壮阔的运动是因为有什么有前瞻眼光的领导，给予强大资源的推动。恰恰相反，当时在中影任职的小野在影片放映后的交流会上笑说，他们是在不可能革命的地方闹革命。正是因为没有资源，才有动力迫使人做出改变：以有限的资源，在处处受限的政治空间，踮起脚尖做一些不同于以往的东西。
片中穿插了许多修复后的经典电影画面，俨如一组时代的缩影。观众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戒严前夕的台湾社会。但如果只是从故事情节、拍摄手法来看那个时代，其实并不足够。借美国著名影评人杰拉尔德·莫斯特的话，电影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社会、历史制度，反映人们内心的需要。了解其时空背景，才能建立历史与文化关联。
上世纪80年代是个特殊的时代，站在70年代的肩膀，承载了时代轮替的因缘，迈开了变更的步伐。70年代初，台湾退出联合国，台湾社会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蒋经国推行十大建设，经济迅速发展。政经环境产生剧变，也是群体思考自我认同的重要时期。以二二八为主题的《悲情城市》，以白色恐怖时期为时代背景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皆触及台湾长久以来的禁忌，审思历史留下的伤痕。
当然，台湾新电影也同样引起争议。为了争取在海外影展的能见度，为了比肩国际大师，忽略商业计算、朝艺术极致发展，结果是，与大众渐行渐远，以至票房冷遇，渐渐淡出了荧幕，走进了历史。
在这个追求速度与汰换的时代，回看历史有什么意义？
《光》影片尾声，一群年轻人与侯孝贤擦身而过，似乎没认出这就是大导演，隐喻年轻一代与上一代断了链接。
那天坐在我身旁的是个漂亮的台湾90后女生，她说，那些电影全都没看过。她的男友还把片段中出现的柯俊雄误认为秦祥林。“哦，柯俊雄，就是夺走舒淇初夜的黑社会老大吗？”想必杨德昌对他们来说，也只是“蔡琴那个不愿和她圆房的老公”。
他们没有经历那个时代，不熟悉或根据网上泛滥的不实或片面的事实看看世界，可以理解，但不能轻视文化脉络断链，以讹传讹扭曲真相所带来的后果。
时间是个强大的过滤器，沉淀下来的是美好回忆。许多历史文献中有关事件过程的大多数记载，都是出于事后的“回忆”，而不是“即时性记忆”。集体记忆是选择性的，有些得以维系，有些被移除，有些被压抑。事后追溯，加以梳理、过滤、筛选，不管以什么形式记录下来，都或多或少出现变异，甚至质变。
此刻回溯彼时，并不能完全还原历史现场，因为说故事的人总会根据此时的需要做出诠释。集体不断的追忆，拢聚成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符号可以迅速召集人心，无法完全说明历史事实的全貌，以及千万个个体在当时的独特经历与感情。大众应慎防这种借尸还魂的操弄，避免陷入对符号、口号的盲目膜拜。
就比如说台湾新电影，人们马上联想起侯孝贤，那个时代年轻人梦想奋起改变，相互扶持的情谊；小野这个幕后推手的文化思维，以及王耿瑜等工作人员的参与等，随着时间流逝，在文化符号旁黯然失色。
历史是过去了的片段，要能与现在有机地缝接起来，产生有意义的关联，甚至展开与未来的延续，一方面须循着文化脉搏，找回时代精神的关键内涵；另一方面，还必须与客观现实世界结合起来，回应当代的需求，重新建构、重组，进行文本的创作。而所谓文本，不是浮光掠影或词藻堆积，而是有意义的思考与记录。那么，对彼时彼刻的缅怀，方能作为此时此刻的创新。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创意内容室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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