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温柔的震荡

漫步

根据PISA三年一次的全球评估,“我国学生在科学、数学和阅读三项的表现是全球第一”。这个好消息似乎在新加坡社会上引发了一阵“温柔的震荡”。

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举办,每三年一次,新加坡第三次参加,去年参加这项评估的经济体有72个,达历史新高,凸显PISA的评估越来越受到国际的重视和这“三项全能”的得来不易。

2012年的评估中,新加坡数学排第二,科学和阅读排第三。在去年,新加坡全面挺进。

我国教育取得的这三项“全球第一”,又是个什么概念?

根据教育部长(学校)黄志明的说法,“这显示我国学生具备未来所需的一些技能”。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第一统筹司长孙振炜说,“PISA排名反映本地学生在数理和语文的能力强,不仅是对知识的掌握,学生也懂得运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非常规问题”。这是对PISA排名的意义作表面上的解读。

新加坡教育的成功因素有哪些,排名又有什么意涵?我们有必要对这三项“全球第一”的意义做深层的剖析。BBC(英国广播公司)在这项全球排名公布当天的报道中访问了一位教育专家,专家的看法是,“在新加坡,教师是一项高度rewarding 的行业”。

回顾上世纪我读书的60年代,教师薪水不高,却也是很有rewarding,主要在于教师享有很崇高的社会地位,家长尊重教师,不像今天的家长会因为孩子受到老师的责骂或是处罚,而动辄到学校跟老师讨个说法。

唐朝文学家政治家韩愈有一千古名篇《师说》,为老师抱不平,说老师的责任就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表面上看,他说的不是什么高深道理,谁都知道老师本来的工作就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但是这篇文章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就在于韩愈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师道日微”,“耻学于师”,人们看不起当老师的,老师的地位还不如其他走偏门的人。

韩愈不只是从儒家观点为教师这个行业说话,更不是要为老师争取加薪,而是他有鉴于社会的弊端,要纠正人们的价值观。他认为老师和学生是平等,可以互相学习的观念则是很划时代很先进。

今天单从待遇来说,教师行业的确是很rewarding,但教师身上背负太大的竞争压力,时代的变迁反映到学校,就是老师与学生,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关系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无可扭转的,主要是由于家长的教育水平高,但这种变化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家长更具备能力协助孩子的学习成长,教育孩子不完全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

学校排名的取消解除了教师很大的压力、减少课程内容让教师有发挥创意教学的更大空间,这是改革的两大功德。教师更大的满足感应该是来自学习能力不强、资质较差的学生的进步。

新加坡教育制度转型才两三年,当不少人还在怀疑这个转型能否带来实质的成效,当不少人认为转型的成果要长期才能突显出来时,我们已迎来国际评比的至高荣誉,这是对我国教育转型的最强有力的肯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加坡教育转型已提早达到目标。

这项PISA全球排名在新加坡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维持这项教育奥斯卡的荣誉将成为我们未来面对的一种巨大挑战。

所以,我们一方面以此为荣,一方面也要以一种平常心看待之,以免争取全球排名成为另一种新的教育压力。三年后,这项排名再出来时,我们即使在某个项目排名有所退步,也不一定是我们做得不好,而更可能是别人做得更好。

我国学生的数理能力早在十年前便常在国际评比中名列前茅,新加坡的课本还被不少国家采用,他们希望能产生同样的新加坡效应。但是,教育不只是课本而已,教育“产品”的生产过程还有不同的环节,如学校的设施、教师的素质和社会的竞争水平,其他国家单是把我们的课本拿去用,也不一定会取得一样的成绩。

如果我们以为成功模式不可轻易改变,而不在三年前作重大的转型,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三项全能”。

新加坡教育的改革工程一直属于“进行中”,从未停止过,小改叫“调整”,大改叫“转型”,但任何改变都不应该是以争取全球第一为目标,不论是调整还是转型,我们的改变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是根据我们的国情和社会的变迁而改变,以前如此,以后亦当如此。万变不离其宗,教育不论是在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是立国基础,教师行业的尊严与地位必须受到维护,每个学生的潜能都应有所发挥。

所以,我认为,“三项全球第一”的概念是:今天样样第一之后,我们将来就只有被别人追上的份。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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