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
由劳资政代表所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在每年发布新的工资指导原则时，总会强调长远应以生产力增长，来推动实际工资增长，确保不削弱经济的长期竞争力。
然而，清洁工友事务小组日前的建议，乍看之下却似乎违反了这个原则。这个同样由劳资政协作伙伴组成的小组，规定雇用清洁工人的清洁承包公司，在明年和后年里，把清洁工的基本月入推高60元，好让他们每月至少赚取1060元；到了2019年，雇主则须给员工80元的加薪。以此推算，每名清洁工在未来三年里，加薪总额是200元，但小组却没要求清洁工人在生产力方面取得相应增长。
向主管低收入工人事务的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秘书长再纳询问，他的回应恰恰与我的观察相反。他说，渐进式薪金模式涵盖最低工资阶梯，确保工人在提升技能和生产力后，可获得升迁及更高的工资。他解释，清洁工人接受多方面的培训后，生产力比以往高，这回提出强制性加薪建议，其实是要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
事缘清洁工所服务的清洁承包公司，在原来的合同约满后，如果改由别的公司承包，清洁工要留在同一地点工作，就得转到新公司旗下。这往往意味着他们的工资将回落到类似起薪的最低水平，他们之前因提升了技能和生产力而累积的加薪，或因此无故归零。
清洁服务合约由价低者得，这符合市场规律；技能和生产力更高者没能因此获得更高工资，却与市场规律相悖，这也正是劳资政清洁工友事务小组希望协助纠正过来的“市场失灵”问题。
另外，清洁工人也将从2020年起，每年获得等同于两个星期薪金的常年花红。跟每年动不动就分发大半年花红奖励员工的大公司相比，相等于两周工资的花红可谓杯水车薪。可是我们别忘了，清洁业是承接外包服务的行业，许多清洁工人都不直接受雇于所服务的对象，他们的雇主是犹如中介的承包公司。要这些承包商分发花红给员工，他们自然会考虑工资成本上升的问题，大部分就会在竞标工程时，调高合约价格，把成本转嫁给使用服务那方。
劳政双方多年来鼓励把部分业务外包出去的企业，以服务素质而不是以价格作为选择承包商的最重要考量，但计划没能取得预期成效。企业是否会愿意以照顾清洁工人的福利为前提，承担更高额的合约价格，将是个不小的挑战。
另一方面，强制清洁公司定期为清洁工加薪和发花红，如果原本合约未到期，不能及时修改合约，以反映上升的工资成本，那清洁公司要如何消化较高的成本？难道要政府津贴资助清洁公司？因此，要确保受雇于承包公司的低收入工人获得花红，或定期为他们加薪，背后其实有许多考量。
多年来，许多国家采用最低工资制，我国却认为最低工资制会损害工作伦理和自力更生意识，担心所定下的最低工资，最终演变成雇主只愿意支付的工资顶限。意识到不少清洁工在渐进式薪金模式下，面对薪金维持在同一水平的厄运，劳资政伙伴提出解决方案，希望逐渐完善这个显然还需要多方面磨合的薪金制。
政府在清洁、园景和保安业推出强制性渐进式薪金模式后，许多人都追问当局会不会在更多行业复制。我倒是认为，答案其实再简单不过，只要能逐步完善渐进式薪金模式，提升这三个行业的形象，让他们更吸引人，那即便不在其他行业实行这个薪金架构，这些行业也会因为担心员工跳槽到有强制性渐进式薪金模式的领域，而不得不改善员工的待遇。
（作者是本报采访组副主任 hosb@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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