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之间
处在后真相世界的媒体与新闻工作者，却似乎没有把握好自省的机会，反而表现得有点自负。
当欺骗成为现代生活方式，谎言日渐为新常态时，真假还真是越来越难分了。岁末，有关假新闻的评论看得比真新闻多，“真新闻”看上去又荒谬得令人无法置信，牛津词典还赶在2016年结束前为这年贴上标签，以年度词汇宣告大家已然踏入“后真相”世界。
伴随着这“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的则是一连串动作，包括许多媒体平台尝试扛起“打假”重任，设定机制为新闻把关；只不过一切看似太反射性，且因此又迎来一番讨论：真真假假，到底谁说了算？
首先，爱说大话的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的贴文，一次次让记者们陷入“狼来了”的圈套，其反复无常容易让人崩溃，但他的贴文内容发不发，相信已是不用再讨论下去的题目，问题只在于这新闻怎么发？有媒体认为，对待具虚构嫌疑内容的方法只有核实再核实，因此大选期间，特朗普边讲话记者边对稿并挑出错误成了正常运作。《华盛顿邮报》近日更发明一个名为“RealDonaldContext”的全新谷歌Chrome程序，帮助读者分辨特朗普推特账号上每则贴文的可信度。
另外，虚假的新闻容易在社交媒体被折射放大，特朗普当选，有人说选举受假新闻影响，也因此就有人把矛头指向社交媒体平台面簿，说它不能推卸助长假新闻传播的责任。结果面簿总裁扎克伯格尽管无奈称面簿上“99%的内容都是真实可靠的”，最后还是得推出一些新举措，打击假新闻。
说这是无奈并非毫无根据，主要是因扎克伯格在走这一步棋时，走得如此小心翼翼，表示面簿“不愿自己做事实的裁决者”，好似不相信世界上存在需要捍卫的真相。面簿本周宣布启用新功能，简化用户举报虚假信息的流程，当用户点击经过第三方机构核查为假新闻的链接时，新闻不会完全遭到屏蔽，但用户网页会出现警告；而如果未能查证报道真伪，面簿则会标记为“第三方查证存疑”。
面簿谨慎地维护其平台的公共话语空间，自有其道理，作家凯南·马利克（Kenan Malik）在《纽约时报》一篇评论中就提醒说，面簿在这个时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新闻聚合平台，确实必须担负责任；但同样的，它手中的权力也因此前所未有，与一般新闻机构的编辑权有别，由它来定义新闻真假并审查信息流，存在一定危险。
这“后真相”世界荒谬的地方，也就在于当真假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时，已没有太多人敢去当仲裁者，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
什么是“后真相”？当人们面对假新闻浪潮都失去了幽默感，导致美国知名专栏作家保罗维茨（Andy Borowitz），在《纽约客》上例常发表的讽刺专栏《保罗维茨报道》自己都得出来发声明，澄清专栏内容“不是新闻”时，我想这就是后真相了。
当美联社摄影记者独家拍下俄国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遇刺身亡相片，而照片清晰捕捉年轻枪手神情举动以致“过于逼真”，让友人在面簿上说他顿时怀疑这是电影剧照时，这就是后真相了。
不知道你有看最近收视率红火且引起热烈讨论的英国诗选剧《黑镜》（Black Mirror）吗？“如果我们愚蠢，十分钟之后就会是这样” ，这部连续剧以极端的黑色幽默，讽刺与探讨科技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而当一集集看下去越看越觉逼真，甚至有些剧情后来还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上演时，这就是后真相了。
当对于真假丑恶大家都避之不谈，结果对此课题批评最尖锐，责骂媒体传播流言蜚语，成为“嗜粪者”（coprophilia）的牺牲品的，只剩下教宗方济各时，这也许就是后真相了。
西方世界认为媒体应扮演第四权的监督角色，即使在不相信言论应绝对自由的地方，大家基本上也认可媒体在民主生活中的关键作用，可提供资讯以帮助公民自我决定公共事务，而媒体的崩坏则会带来严重后果。然而，这时处在后真相世界的媒体与新闻工作者，却似乎没有把握好自省的机会，反而表现得有点自负。
娱乐杂志《名利场》最近因给予特朗普名下餐馆负评而遭对方恶言抨击，结果发行率与盈收反而瞬间冲高。杂志总编辑格雷登·卡特（Graydon Carter）随即宣称：“长期来看，特朗普带动的假新闻产业，对新闻业来说是好事，正当的新闻机构会因此获益”。然而，这种“要维护民主就应订购我们的杂志”的论述，却恰恰忽略了此次选举所凸显的媒体现实，即传统机构的权威正受到侵蚀与质疑，假新闻也许只是暂时成了代罪羔羊。
新加坡是个高度法治的社会，官方积极打假，为人民创造了受保护的环境，但这不表示我们这里没有假新闻，也不代表媒体与一般民众无须思考后真相世界所将带给我们的问题。捷克前总统兼文学家哈维尔（Vaclav Havel）曾说，无权利者的权力就是“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套用这说法为本文题目，也正是认为后真相世界更需要大家拥有更多行动力，去寻找什么是生活中的真实。
（作者是本报记者 ngwaimu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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