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逸山:新马应发挥优势再求多赢

区域焦点

新马关系存在唇齿相依的双边特殊情节。在两地同属一个国家的那几年里,无可否认,新加坡与吉隆坡之间有许多意见大为不同的地方。即便是对当时匆匆凑合成立的马来西亚的国体本质,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吉隆坡方面认为应为最大族群主导的马国,而新加坡方面则认为应是全体马国人共同主导的马国),争执激烈。但两地分道扬镳时,却是在极为和平的,在某种程度上守望相助的情况下进行。马国国会在一天之内一气呵成通过新加坡独立的法案,而新加坡也信守它在一些暂时仍切割不开的国事安排上的一些承诺(如马国海军的其中一个最大基地,在新加坡独立多年后仍设在新加坡)等,双方力求体面而又实在地完成大家求同存异的理念。

在马国前首相马哈迪当政时期,两国关系曾急转直下,即便如此,两地经贸与人文交流仍然频密。近些年来,两国关系突飞猛进有目共睹,也可作为处理好一些区域热点争端课题的模范。如有关马铁路的丹戎巴葛车站课题,一度被提上主权层次的争议,最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迎刃而解。双方成立联营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把正式估价而换取的黄金地段拿来发展,齐齐赚钱,不就符合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定义吗?两国之间有关领土领海等攸关主权的课题,当谈判未能达至协议时,便果断送交第三方仲裁;结果是各有输赢,但重要的是大家都本着尊重国际法与法治的心态,认真执行这些结果,力求两国关系不再陷入僵局。

在这国际局势风起云涌之际,新马都面对许多相似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当然还是这两个经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在世界经济持续不振的大环境下,多少都会被冲击。另一项越来越显著的挑战,即为在各大国逐鹿本区域的宏观战略现实下,新马如何继续维持生存、发展的空间。在如此严峻的考验下,新马应该继续着重、发挥双方在三方面的优势来浴火重生。

其一是上述的法治传统,或更广义的治理系统,应努力维系。新马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年也都有过可歌可泣的反殖民历史。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今日的新马主流思潮,没有过度仇视英国的情绪,以至把英国人留下的遗产悉数革除。反之,两地的精英都很注重把英国留在本地的各项传统去芜存菁,发扬光大,甚至做得比英国人更好。如英国人的文官制度,把制定整体国策、可来可去的政治人物,与默默耕耘、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清楚区隔开来,即允许有不同政策的尝试,又有认真实干的文官团队来执行,方可维持国家运作的持续活力。

再说,英国人所引进的法律制度,在经过因地制宜的修改后,也还是新马得以继续享誉国际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当年在美国的法学院上国际贸易法的课时,教授误以为我是新加坡人(这也凸显新马一家这概念在外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微笑地对我说:“你们新加坡可是很不错啊,许多国际上有关贸易的合同,缔约各方通常会约定,如有纠纷,要在新加坡的法庭(或仲裁庭)以新加坡法律来诉讼(或仲裁)!”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际贸易事项,商家愿意额外花费金钱、时间,刻意来新加坡处理。更重要的是,新马的法治精神都还是深厚的,绝大多数人奉公守法,遇有争执,如未能妥协,也还是诉诸法律途径解决。这种法治精神,值得其他许多地方借鉴。

其二是新马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等方面的社会现实。多元是历史遗留给两地的现实,但它不但不是负累,反而是极为珍贵的遗产。外国人,尤其是来自单元文化背景者,常会对新马民众在数种语言与方言之间游刃自如而惊叹不已。我们宴客时所捧出来的来自欧亚四面八方的家常(非刻意)菜式,更让他们叹为观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小孩从小即在一个多元杂处的社会环境里长大,将来也更能应对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模式,得心应手的工作。这是我们必须珍惜的宝贵资产。

其三才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但我们不应只强调“新马位居东西交通要道”,甘心只当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反之,在欧美经济持续低迷、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之际,新马应主动善用其东南亚的中心位置,力求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携手合作,更大程度上自食其力地带动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此方能为新马一家产生更大的多赢效用。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兼任高级研究员、马国首相纳吉前政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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