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云舟:历史玩笑的对与错

记者手记

如果今天有人穿着纳粹军服、手持纳粹旗帜,在我面前做出类似向希特勒敬礼的手势,我的第一反应应该会是看他有没有发烧,或是不是在准备拍历史古装剧;但除非他做出任何更极端的举动,我不会即刻认定这个人在宣扬法西斯主义。而且我想,多数人也会遵循这样的思维模式。

所以当台湾新竹光复中学的学生上个月底上演“纳粹变装秀”时,学生不觉得有问题,老师不觉得有问题,校方也没意识到出了问题。直到相关照片在网上传开,引起轩然大波,以色列和德国先后发出谴责后,大家才开始议论: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出在,此举无异在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的历史伤口上撒盐。校方原先解释,学生的本意是要凸显纳粹残暴的历史,提醒民主自由来之不易,这本无可厚非。再者,此次变装游行以“古今中外历史人物”为题,凡有“成王”登场,必有“败寇”反衬,因此以纳粹为题材并非最大症结。

但当学生以达到娱乐效果为目的,甚至行纳粹礼,过度渲染却没有明确所要传达的信息时,纵使仿真性极佳,也已然本末倒置。学生或许以为自己是“做对的事”(do the right thing),但不曾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并没有“把事做对”(do things right)。

这并不是说涉及敏感历史课题的诠释就只能刻板行事。诚然,创意乐学与历史二者之间的重叠部分少之又少,但绝非二元对立。在处理现当代历史课题时,要“把事做对”,就应多加顾及各方感受。同样是一件“对的事”(传达自由可贵的信息),“做对”的方式有很多种。无论哗众与否,最重要的是让受众接收到正确的信息,这就算“做对”了。

除了度量的拿捏,“纳粹变装秀”反映的更多是对历史一种轻率和麻木,具体表现在缺乏对受事件影响者的同理心。二战结束至今仅70余年,但对于在和平岁月出生年轻世代,似乎对历史应有的认知,经时间或地理距离淡化,就顺理成章成了无关痛痒的玩笑,实在叫人唏嘘。

这种淡化的危险在于,每个小群体在自己的世界里,看到的只有自己的史观和自由意志,却忽略了伴随自己的作用力而来的反作用力,即自己以为无伤大雅的言行对其他群体的影响。这就如法国《沙尔利周刊》(Charlie Hebdo)数次罔顾其他宗教群体感情,出版带有冒犯性质的漫画,对言论自由的热捧,换来了宗教狂热分子的报复袭击。

殊不知,自由并非无拘无束,而是以他人的权利为限,包括从战争苦难中疗愈的权利。没有人会反对自由,但更重要的是学会用自己的自由,去体现对他人的关爱。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尊重。

开玩笑本应是一种豁达、风趣的表现,通过些许的幽默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加分,算是“对的事”。不过要把这种豁达和风趣“做对”,首先必须对玩笑的内容和对象有基本的认知,可以的话还应在同理心的基础上,跟受众建立一定的默契,否则随时都可能弄巧反拙。我无从想象本地如果有人上演类似的“纳粹变装秀”,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反应。但无论在日常交际或在社交媒体,一个不经意的玩笑稍有拿捏不当,就足以演变成社会矛盾。尤其在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更应以此引以为戒。

(作者是本报记者 yznam@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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