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中国大学的人才竞赛

思维空间

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高端人才吸引计划,期望从全球延揽人才回国效力。但是,中国高校之间却在上演愈演愈烈的“窝里斗”,使人才争夺战日益变味变质,乃至偏离其初衷。中国教育部最近印发文件,要求“高校之间不得片面依赖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并且“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

但是, 政府的一厢情愿和一纸文件,很难阻止高校之间相互“挖角”。推动中国高校从海外引进人才,却不允许人才在中国高校之间自由流动,这种逻辑很难自圆其说。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同教育部不久前出台的“双一流”政策(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背道而驰,无法推动大学有序竞争和差别发展。

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扭曲激励格局相比,如今大学科教人员的待遇可谓今非昔比。一些高校推出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终身教职计划(tenure track),通过“双轨制”和年薪制来打破缺乏激励的“铁饭碗”体制。

与过去“铁板一块”的人才管理体制相比,大学自由竞逐人才为他们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宝贵机遇,也使高校更加重视和关注人才。这就像体育赛事俱乐部之间的转会大战一样,人才流动使俱乐部更加重视培育和利用人才,使崭露头角者脱颖而出并人尽其用,使人才得到最佳匹配,最终获得人才市场的均衡。此外,当教授受大学礼遇时,自由的就业市场也可以确保学术研究的独立性,避免科研人员因为担心“饭碗”不保而噤若寒蝉。

高层次人才在各个高校之间腾挪转移,不仅打破了常规人才管理的制度禁锢,而且令兄弟高校之间“剑拔弩张”。一些高校为了竞聘高层次人才,待遇不惜“一人一议”,纷纷开出天价筹码。

与此同时,部分高校为了留住重金聘用的人才,不得不千方百计设置档案、户籍等重重人才流出壁垒,避免落得“人财两空”。更为重要的是,高校人才战完全“向钱看”,通过各种薪资配套计划吸引人才。但是,科研人员注重的不止是物质和金钱,更看重的是科研氛围和职业前景。这种人才战等于把人才物化和数量化,因此是南辕北辙的竞赛策略。

同大学教授的劳动付出和社会地位相比,他们的薪资仍然无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提并论。特别是在一线城市苦苦挣扎的大学青年教师,被社会讥讽为“青椒”,普遍面临压力过大、待遇偏低和住房难题,无法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

“煮熟的鸭子也会飞”,一些高校刻意避免“为他人做嫁衣”。与其苦心培育迟早都会走的人才,不如抢夺竞争对手已经培养的人才。因此人才战只是肥了顶着“头衔”且四处流动的高层次人才,高校并未真正树立重视和利用人才的观念,无法惠及大多数在一线奋战的科研人员。

人才流动从根本上来说是市场行为,因此应该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政府片面追求地区间平衡,却可能牺牲人才配置效率,并会诱发更加扭曲乃至畸形的“价格战”。高层次人才竞赛的背后,仍然是教育部的“指挥棒”在作祟。

无论是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排名主要以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家、院士等高层次人才的数量为依据,而这种“数人头”的做法助长了高校之间的恶性人才战。吊诡的是,恰恰是教育部、组织部和其他党政部门设立了这些国家人才计划和重大科研项目,才使这些“头衔”入选者得以身价倍增。

换句话说,政府部门使大学高层次人才有了更强的标识度,使任何高校都可以拿着各类人才计划的入选名单去“哄抬物价”和竞价抢人。

中国大学的人才管理仍然逃脱不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境地,而教育管理部门依然无法走出计划经济的命令思维。只有放开人才管理,推动优胜劣汰,才能正本清源。当然,人才战会导致“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进一步拉大高校之间的差距。“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战,还会让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高校一才难求,使区域战略计划得不到支撑。

但是,人才流动有其内在的规律,而并非盲目乱飞的无头苍蝇。人才流动与优化配置,也有利于高校逐步分流。与其埋怨甚至禁止发达地区和优质高校竞逐人才,被“挖墙脚”的地区和大学也需要反躬自省,寻找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更好路径。

比如,官本位和行政化的大学管理是否让科研人员甘愿“出走”?为人才提供的工作条件和配套服务是否还远远不够?与其同质化的恶性竞争,是否可以独辟蹊径地发展优势特色学科?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认真回答,人才流失固然禁得了一时,却也无法可持续管理人才。

更加重要的是,禁锢人才流动可能在变相保护落后,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双输格局。比如,海外人才如果认识到这些弱势的地区和高校一旦进入就出不来,那么会进一步恶化它们招引人才的劣势地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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