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星虹：历史敏感度之必要

思维空间旧福特车厂历史展览馆的改名风波，风起数日，各执一词。据2月11日《联合早报》报道，有华社领袖指出，“‘昭南岛’是日军展示其骄傲的名字，我国作为被侵略一方，则是一种耻辱。”作为展览的主管机构，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则认为“只有这个名称可以反映那个时期及它所代表的一切。”受访专家、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系郭建文教授表示，旧馆名“旧福特车厂资鉴馆”模糊不清，新馆名能“一针见血地反映展览馆宗旨”。笔者能理解以上各方的理据考量，且认为各方意见均以“呈现我国重要历史”为出发点。身为报章编辑、本地文化历史研究者，我希望向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提出如下建议：“昭南”是个历史名词，且带负面含意，因此若将之用于展览馆馆名上，务须使用引号以资鉴别；否则，“昭南”二字非但起不到“一针见血地反映展览馆宗旨”的目的，反而会令疑虑丛生，给人一种使用者“很不敏感地认可并自称昭南”的错觉，其间接效果正是“颂扬”了那段黑暗历史。太平洋战争期间，新加坡及亚洲多处曾被日军占据；被占领地的街道和机构也多遭日军易为“展示其骄傲”的名字：香港皇后大道被改称“明治通”，兵头花园（即今香港动植物公园）被易名为“大正花园”等；而新加坡的武吉知马山、万礼山和武吉巴督山，则曾分别被易名为“武威山”“万代山”和“筑紫山”。对于当年日军留下的明显带有入侵者刻痕的名词，今天该如何处理，这在文史研究中是个常会遇到的问题。换言之，今天我们一代人既不可因“触及感情因素”而避开不用，但也不能以“直接反映历史片段”为由，而不加处理地直接采用。其实，在历史表述中，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做法，便是使用引号以标明其为历史名词。基此，我同意郭建文教授所说，在展览馆外列出展览的全名，惟建议在“昭南”一词上增添引号，再加上数处定语，可称【“昭南时期”史料展览馆】，或【日据“昭南时期”史料展览馆】。馆名，并非只有两种选择此外，馆名命名模式，是否可跳出“非甲即乙”“非乙即甲”的模式？如果认为“旧福特车厂资鉴馆”这个名称含糊不清，那么是否只有“昭南”二字，才能点出日军占领新加坡这段历史呢？据此，我建议采用“日据时期”一词。在新加坡历史上，日据时期指的是被日军统治的三年零六个月的历史，而“日据时期”这个词组，一直是新加坡人特指那段历史的特有名词。今天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人，无论是新加坡人、日本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会承认有这样一段历史，大可不必担心会冒犯何人而将此词弃而不用。说得白一点，没有什么理由，非用“昭南”二字不可。事实上， “昭南”是个血淋淋的名字。据二战历史研究者林少彬介绍，在当年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中，唯有新加坡岛被改称“昭南”，而这个改名举动实与新加坡华人一贯支持家乡抗日、势与来犯者血拼到底的意志有着直接关系。75年前的2月18日，是日军攻入新加坡的第三天，那一天，日军宣布把新加坡易名为“昭南特别市”；也在那一天，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检证”大屠杀开始了……一次很好的国民教育在笔者看来，这次对馆名的争论来得正是时候，尤其当旧福特车厂展览馆的使命之一正是国民教育。今天，新加坡和日本是友好国家，日式词语好用又传神，我们随手拿来就用。但至少有一个词，万不能全词照搬，用之务必用引号加以标明——那就是“昭南”二字！我们有责任告诉下一代，75年前，新加坡与日本并非友好国家，而是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关系。昭南，不是新加坡为自己取的名字，而是占领者为庆祝征服新加坡这个“南方之地”而采用的名字。不久以前，台湾光复高中学生扮演“纳粹军团”引发争议，很多人对年轻人感到失望，发出痛心疾首的呼声。然而想深一层，年轻人何其无辜，这整个事件凸显的是担负着指引重任的中年一代严重失职。同样性质的事件，也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新加坡。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对“昭南”两字麻木无感，不加引号的昭南展览馆、带着“怀念美好时光”味道的昭南花园，不仅无法为我们的下一代传递出当年新加坡人在日据时期经历的惶恐痛苦，反而会让年轻一辈对“昭南”二字更不敏感，说不准以后真会自称昭南的后人了。旅游局属下网站：早在使用“昭南”二字此次改名风波未起之前，我在一次偶然情况下，发现旅游局属下网站YourSingapore.com的中文网页上，竟大字写着：昭南福特车厂纪念馆。当时这座博物馆的英文全名中并无“昭南”二字，可见是这个网站自行加入，以吸引华语游客（截至今天，这个网页仍在）。且不论福特车厂并不创建于“昭南时期”，仅就这种不加引号、直呼昭南的“自发”做法，会让海外华语游客误读，以为“昭南”是新加坡自己认同的名称。 原以为此事只是旅游局属下网站的无心之过，殊不知今天国家级档案馆属下的历史展览，也直接自称昭南。这样的事，实在不应再发生在今日的新加坡。在仍有人为日本二战侵略历史翻案的今天，曾被日军占领的地方如新加坡，须对那段被占领历史（包括当时物件和用语）更为敏感，这样才能给下一代传递一个正确信息。正因为如此，当踏入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馆，见到两个日军军旗巨幅垂挂，各自覆盖整幅墙壁时，你会不禁大感吃惊和纳闷！（见图）仔细看看，这两幅日军军旗还衬着一组或单个人物影像，传递出一片欢欣鼓舞的情绪。记得两年前在东京神田书店街，我们找到的当年日军刊物中，就有这类“国民支持政府出征海外”的战争宣传画。作为历史文物，这类战争宣传画当然可在历史博物馆展出；不过，呈现方式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有必要慎之又慎。馆方可把文物原件置于展柜之中，加上文字说明，让参观者一目了然地了解当年的历史；然而，若出于设计考量而把这类带有负面含意的文物变为“设计元素”，全然不顾这文物是当年侵略者军旗这一事实，那就的确不可思议了！以欧洲为例。试想想，今时今日有哪个曾被德军侵占的欧洲国家（甚至包括德国自己），会把德国纳粹党旗作为展馆装饰的一部分，并以暖色、以笑脸呈现之，即便那是在述说历史的博物馆？难怪有人说，只看这两张图片，如果你不知道是新加坡的国家博物馆展览，你会以为是日本右翼人士开的展览馆，因为这里面确实有一股很浓的“颂扬”味道。可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本地国家级的博物馆不会、也不可能“颂扬”那段被日军占据的历史时，那你只能在心里默默叹息：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对那段日据历史更敏感一点？这次有关“昭南”二字的争论，背后可以听到同样的叹息。作者是《联合早报》副刊执行级编辑本地文史研究者本文以个人名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