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话说“伪昭南”

漫步

随着当局从善如流,把纪念昭南时期的展览馆名称正式改名为“日据时期:战争与史迹”展览馆,不再出现Syonan这个字眼之后,有关的命名风波也该平息,这里仅是顺便讨论一下风波所引发的一点思考。

日本占据新加坡三年零六个月,沦陷日距今75年,不算太久,即使时隔更久,我们无论以什么方式来“纪念”这段惨痛历史,都不能采取一种超然或是“纯历史”的高角度来谈,而必须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展现我们的历史观,才对得起当年为抗日而牺牲,或是被害的祖宗和他们的后世家族。

过去人们(主要是华人社会)在谈到这段黑暗日子时,都尽量不提“昭南”这个字眼,因为这两个日本汉字让人感到耻辱和不舒服,而通常会说“日治时期”或是“日据时期”。

但“昭南时期”的确是个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完全回避,不能回避又该如何?

且说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中国东北的满洲,建立“满洲国”,领土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蒙古东部,以及河北省承德市,扶植傀儡政权,通过签订《日满协定书》,正式把“满洲国”当作殖民地,从1932年3月1日到1945年8月18日,长达13年多。

不论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不承认这个所谓的“满洲国”,而称之为“伪满洲国”,其傀儡政权则是“伪满政权”。一个“伪”字不只表达了“不予承认”的立场,更是一种痛恨和批判。

“昭南时期”对我们而言是一段痛史,我们绝不能苟同其合法性,故称之为“伪昭南”才符合我们的立场。

当年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华人,是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的主要受害者,南洋华人的抗日一方面支援“祖国”(中国)的抗日运动,一方面在本土上反抗日军的暴行。身为华人社会领袖的各社团领导,自然成为日本占领军的眼中钉,日军又有不少台湾籍的“日本兵”,日军一到,各社团领导人人自危,因此,社团纷纷自毁名册,以免落入日军手中。

台湾出版的《南安续志》在记述新加坡南安会馆的历史时有一段记载,说二战时期的南安会馆主席“侯西反先生蝉联主席十数载,直至抗战时期为英政府加以莫须有之罪名,勒令离境为止。”之后由周献瑞先生主持会务,继承前侯主席之精神,“协助筹赈抗战工作,至日军南进时,会址已成为抗日义勇军总部。及日军陷星,会馆当事者为避免无谓牺牲,一面焚毁有关文件,一面设法离星逃亡,有者至战时陪都重庆,有者匿于荷印各岛,相机返马从事抗日活动,林谋盛烈士乃其中佼佼者。”

又云:“在新加坡沦陷之三年八个月期间,本会馆前后曾数次遭日敌搜查,虽无所得,惟会馆杂役一度遭敌拘捕,惨受酷刑,不发一言,日敌鹰犬并不甘心,一度拟将会馆没收,以饱私囊,幸为有血气者警告,遂不得逞,会馆产业及家私等,乃得保存,惟年捐册及有关文件,为防避会员捐助筹赈款项为日敌查出受累,早已自行毁灭,致会馆珍贵史实随而淹没,至可惋惜!。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敌屈膝,新加坡重见天日,日敌鹰犬畏罪远逸,从事抗战之仁人志士,凯旋返星,惜者林谋盛烈士则以身殉国,名垂史册。峙立伊丽莎白道之‘林谋盛烈士纪念碑’,匪仅矜式后世,足为邑人增光。”

林谋盛烈士正是南安人,南安人引以为荣。上述摘取的文字仅是反映南安会馆在“伪昭南时期”的遭遇,但也足以让人联想到我国其他华人社团,在当时岌岌可危的状况。我国华人社团应该在抗日历史这一方面,多挖掘他们的先辈所作的贡献。既然我们现在有了一座“伪昭南时期”的展览馆,当局也应该继续向民间征求这一方面的文字资料,尽量充实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南安会馆烧文献逃魔掌的一段历史鲜为人知,或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各会馆应在会馆史中补上先贤抗战可歌可泣的一笔,事不宜迟。

对“伪昭南时期”,我们习惯以“日治”或是“日据”称之,但“日治”一词一向给我一种不甚舒服的感觉。这是“日本统治”的简称,是个中立的客观表达;另一方面,“治”又有正面和积极的意义,很容易让人想到汉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之治”,“治”字给人看到经济发达,文化鼎盛的景象。

“伪昭南时期”,血光照南,何“治”之有?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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