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恩赐:孝道是防老的可靠基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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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所谓的儒家社会中,孝道是“代际扶持”(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下一代奉养上一代)的基本,这一价值观规定成年子女有义务在父母有需要时供养他们。这种做法也符合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是为了安享晚年的以父母为中心的社会架构。

值得肯定的是,大多数新加坡人通过社会化过程,将孝道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因此,这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社会期望。假设他们不能贯彻这一价值观,将会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以法治孝的新加坡正是如此。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孝道必然是一种艰难的义务。当父母富有时,孝顺可能实际上对子女有益。如果父母在经济上独立,或当他们的成年子女有足够的能力扶养父母,遵守孝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会产生自我满足感。然而,如果成年子女缺乏一定的经济能力,即使有道德或法律制裁,也很可能会不赡养父母。简而言之,孝道不是确保成年子女赡养父母的可靠基础。

什么是更可靠的供养父母的基础呢?我认为爱比孝道更可靠。

爱是以关系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选择赡养年迈父母,不是因为他们是父母退休计划的一部分,或者道德约束,甚至法律强制要他们偿还父母培养他们成人的债务;而是由于他们爱父母。同样,人们选择生孩子,是因为他们希望把爱给予一个人。这是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方向,把培养孩子看做一种情感性而非工具性的关系。

如果爱的确是确保父母得到赡养的更可靠的基础,我们有很好理由去判断新加坡人的赡养行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爱而非义务的驱动。

让我们从2011年社会分层调查的主要发现,来看看新加坡人的行为取向。56%的样本选择“爱父母”作为“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理由;而17%的人认为代际转移是一种交易形式(“报答父母培养他们成人”);另有27%的人认为供养父母是一种义务或社会期望。相应地,54%的样本认为养育孩子是“付出爱”和接受爱作为副产品;而25%的人认为这是退休计划的一部分;另外21%的人认为它符合社会期望。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在阶级和代际转移的基础之间,存在一种相当清晰的正相关系。调查发现高收入人群(68%)比低收入人群(45%)更有可能认为,“爱父母”是照顾年迈父母的主要动机。同样,75%的高收入人群认为,“爱孩子”是抚养孩子的主要动机,低收入人群则占35%。

我们可从上述的观察中得出一项重要启示:随着新加坡成为中产阶级社会,可以推断,在未来占主导地位的是“爱”,而非孝道。此外,由于与孝道相捆绑的社会义务,不是代际转移的可靠基础,在公共运动和教育中,强调爱是建立强大的家庭纽带的关键因素,因而变得十分有意义。采取这样的方针,也能够鼓励家庭内部的互相扶持,这包括代际扶持,甚至有望能间接地促进生育率。无疑地,如果把本文所讨论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倒底是“因爱建立感情纽带”(love leads to bonding)或是“义务导致束缚”的竞争的话,哪一方能更胜一筹,答案很明显。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本系列是国大家庭人口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简要,由不同专家学者执笔,每月第一个星期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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