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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所谓的儒家社会中，孝道是“代际扶持”（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下一代奉养上一代）的基本，这一价值观规定成年子女有义务在父母有需要时供养他们。这种做法也符合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是为了安享晚年的以父母为中心的社会架构。
值得肯定的是，大多数新加坡人通过社会化过程，将孝道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因此，这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社会期望。假设他们不能贯彻这一价值观，将会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以法治孝的新加坡正是如此。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孝道必然是一种艰难的义务。当父母富有时，孝顺可能实际上对子女有益。如果父母在经济上独立，或当他们的成年子女有足够的能力扶养父母，遵守孝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会产生自我满足感。然而，如果成年子女缺乏一定的经济能力，即使有道德或法律制裁，也很可能会不赡养父母。简而言之，孝道不是确保成年子女赡养父母的可靠基础。
什么是更可靠的供养父母的基础呢？我认为爱比孝道更可靠。
爱是以关系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选择赡养年迈父母，不是因为他们是父母退休计划的一部分，或者道德约束，甚至法律强制要他们偿还父母培养他们成人的债务；而是由于他们爱父母。同样，人们选择生孩子，是因为他们希望把爱给予一个人。这是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方向，把培养孩子看做一种情感性而非工具性的关系。
如果爱的确是确保父母得到赡养的更可靠的基础，我们有很好理由去判断新加坡人的赡养行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爱而非义务的驱动。
让我们从2011年社会分层调查的主要发现，来看看新加坡人的行为取向。56%的样本选择“爱父母”作为“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理由；而17%的人认为代际转移是一种交易形式（“报答父母培养他们成人”）；另有27%的人认为供养父母是一种义务或社会期望。相应地，54%的样本认为养育孩子是“付出爱”和接受爱作为副产品；而25%的人认为这是退休计划的一部分；另外21%的人认为它符合社会期望。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在阶级和代际转移的基础之间，存在一种相当清晰的正相关系。调查发现高收入人群（68%）比低收入人群（45%）更有可能认为，“爱父母”是照顾年迈父母的主要动机。同样，75%的高收入人群认为，“爱孩子”是抚养孩子的主要动机，低收入人群则占35%。
我们可从上述的观察中得出一项重要启示：随着新加坡成为中产阶级社会，可以推断，在未来占主导地位的是“爱”，而非孝道。此外，由于与孝道相捆绑的社会义务，不是代际转移的可靠基础，在公共运动和教育中，强调爱是建立强大的家庭纽带的关键因素，因而变得十分有意义。采取这样的方针，也能够鼓励家庭内部的互相扶持，这包括代际扶持，甚至有望能间接地促进生育率。无疑地，如果把本文所讨论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倒底是“因爱建立感情纽带”（love leads to bonding）或是“义务导致束缚”的竞争的话，哪一方能更胜一筹，答案很明显。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本系列是国大家庭人口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简要，由不同专家学者执笔，每月第一个星期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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