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防恐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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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英国伦敦西敏寺桥三天前发生了恐怖袭击,一部汽车一路猛冲,目标是戒备森严的英国国会大厦。当时英国下议院正在开会,过程中造成四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和数十人受伤。

这起恐袭震撼力强,一是,发生地点是世界著名景点;二是,袭击对象并非“软目标”;三是,欧洲城市一再发生恐袭,是过去不足一年的第三次。法国尼斯(去年6月),德国柏林(去年12月)的恐袭事件以来,发生于欧洲的恐袭已明显“转型”,只要一部汽车,普通刀子就可以造成极大的危害效果。

每当世界其他城市发生恐怖袭击时,我们的反应是:应该吸取教训、居安思危、做好心理准备,但生活如常。

这些话我们都耳熟能详,难道频频遭恐袭的欧洲城市就没有吸取教训吗?伦敦在2005年发生的地铁站和巴士受袭击,是其惨痛经验。但吸取教训之后,要发生的事情总要发生,这就是恐怖主义给现代文明最大的嘲讽。

恐袭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目标是无辜百姓,目的是要造成社会的恐慌。

恐怖主义本来就是不讲人道,无辜生命付出的代价越大,越能显示恐怖袭击的成功。恐怖主义者,不管是组织还是受极端组织“激进化”的个人,基于报复的心理,并认为自己的行径是通向天堂之路,让他们憎恨的国家付出平民生命代价是一种必须的手段,是一场“圣战”。

目前恐怖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已超越所谓的“基督教与伊斯兰的文明冲突”,因为,真正的伊斯兰信仰者不会苟同恐怖主义,不会认为走向天堂之路是沾满“异端者”的血腥。极端恐怖主义者甚至也向同样信仰的族群下毒手,伊拉克与叙利亚境内的战争中,所谓“伊斯兰国组织”对占领地区内的同胞的杀害,跟伊斯兰文明沾不上边。为了报复西方强国的介入,他们输出恐怖主义,四处招揽追随者,回教徒占多数的社会也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逐渐明白的是,恐怖主义不是远在中东、欧洲或是美国的事,他们的势力已深入东南亚,他们的组织名堂众多,各国情报当局和保安当局要掌握他们的来龙去脉和活动范围,挑战性不断提高。新加坡对极端组织的参与者的逮捕行动时而有之,小小的领土上,极端主义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一直后继有人,是现代互联网时代的产物。

英国《金融时报》的国防与安全编辑Sam Jones在一篇文章中说(见昨日《海峡时报》言论版):“正如一位欧洲安全事务官员说,这就像是一盘棋局,有的只是卒子,有的是更有力的群体,拥有更多伸缩性和资源。”所以,各国政府就像在跟恐怖主义者下棋。但是恐怖主义者不按棋谱下棋,我们甚至很多时候不知道对手是谁,直到恐袭发生后,我们才来发掘了解;而更多时候,我们惊讶于我们面对的“棋手”竟是再平常不过的人,他们平时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可能跟邻居很好招呼,很友善可亲。

就在昨天,马来西亚警方又逮捕了九名涉嫌参与伊斯兰极端集团活动的人,年龄介于20岁至46岁,包括小学教师、保安员、技术人员、宠物店老板。他们协助招揽“圣战者”,为恐怖组织筹幕资金。这些嫌犯分别在雪兰莪、霹雳、吉打、吉兰丹和柔佛五州落网。邻国的每一次逮捕都提高我们的警惕,恐怖组织的同伙深入民间,防恐几乎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河内进行访问的李显龙总理说,伦敦恐袭事件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也可以发生在新加坡。没有任何foolproof、任何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的防恐措施,可以阻止恐袭的发生。

欧洲城市风声鹤唳,既要人们如常生活,又要采取严密的非常手段,加紧防范,如巴黎铁塔周围也要筑围栏。像这样“煞风景”的措施,是“以防万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此层层保护,将会在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大城市常态化。

新加坡除了军警人员在机场、地铁站加紧巡逻,节庆期间人群稠密的地方更严密的交通管制和保安措施之外,平时的防恐还没有让人特别觉察;相对而言,新加坡人如常生活,景点还看不到“有碍观瞻”的保安装置,但更全面的安保网必须是深入民间,覆盖各个公共建筑、商用楼和住宅,我们在这方面不断在加强中。我国去年9月启动了SGSecure(全国保家安民计划),让国人除了及时知道恐袭消息,也学习在危机发生时能派上用场的技能。

几日前宏茂桥德义区举行了一个“紧急应变日活动”,李显龙总理在这个活动上宣布全国各选区成立心理急救小组(Human Emergency Assistance and Response Team,简称HEART)。

今日的防恐不只是防止恐袭之发生,而是在恐袭发生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在非常时刻,个人、社群、整个社会自助助人,保持冷静、团结,才是防恐的更深层意义。

恐怖袭击可以造成一些伤亡,但绝不能让它损害一个国家的生存根基。恐怖袭击之后人心惶惶不能终日,互相猜忌指责,族群分裂,对恐怖组织而言,这正是恐怖袭击之外的“红利”,是比实际人命伤亡更大的“收获”。当然不能这样让他们得逞。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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