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明: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话平台

狮城脉搏

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要在维持社会凝聚力的同时,仍旧确保各族群文化的薪火传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继马来传统文化馆和印度文化馆之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个月也开幕了,这可说是象征了总理李显龙所说的一种本土的“文化自信”,也是年轻一代重新认识本地文化遗产的契机。

据报道,国家文物局目前在收集公众的反馈,探讨如何有系统地记录和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国人参与拟定新加坡明年出炉的文化遗产计划(Heritage Plan)总蓝图。政府也鼓励宗乡会馆,通过社交媒体来吸引年轻人为文化的传承尽一分力。

笔者认为,若要提高本地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就需要更多这方面的公开平台,以促进公众对于历史文化的认识与交流。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国家规划的总方向与民间诉求的主动力之间,找到一种有机的互动模式。

以华社的诉求来说,可以加强的环节,一方面是面向其他族群的话语,另一方面,包括了华社本身在不同社团之间要寻求的共识,也包括了年轻与年长两代人的交流。追根究底,最大的障碍,不论过去或将来,还是离不开语言问题。

英文在新加坡是主要的工作语言,这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达到沟通的效果,有关历史文化的资料就不得不靠翻译。有时又难免顾此失彼,比如四五月间的新加坡文化遗产节,印刷了精美鲜艳的传单,来介绍100多项户内户外的各族文化活动,可惜只见英文版本,即便网站里也只有几项活动加注了中文介绍。老一辈只懂中文的,恐怕轻易就错失了难得的怀旧机会。

那是一般文化爱好者的层面。要说到学术界与活动分子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论述和参与,民间组织的话语基本上也还是以英语为主导。如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的座谈会活动,包括与市区重建局代表的对话,都是以英语为媒介。其实中文媒体如《联合早报》等,一向很关心本地具有文化历史意义的地景,如武吉布朗和即将消失的结霜桥旧货市场。然而,中文的论述往往闯不过语文的鸿沟。根据艺术理事会2015年的一项调查,新加坡的华族读者当中,只有四分之一有阅读中文书报的习惯。

若要与英文主流社会进行对话,我们不但亟需双语人才,也必须靠一群有志于本地文化遗产,又热心于本地华人历史的老中青人士共同努力。一个地方假若没有识货之人,一个城市假若没有一个免租金的旧货市场,就很难有办法在最后关头,把稀罕的历史文物从垃圾堆里抢救回来。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或族群要是缺乏探讨与衡量历史文化遗产的对话平台,上一代的珍贵记忆很可能就此流失。

当前的实例并不少。听闻座落于芽笼35巷的南洋黄氏总会,也就是二战期间充作徐悲鸿画室的江夏堂,不日即将把富有南洋风味的二层楼建筑拆除,以便建造新楼。当年徐悲鸿在新加坡举行抗战救灾的义卖画展,其中最有名的《放下你的鞭子》,后来以900万美元(约1244万新元)的天价卖出;除此之外,他也在江夏堂为陈嘉庚、林谋盛等历史人物画过肖像。爱好文化史及社会史的各界人士得知消息,想必都很痛惜,但也很无奈,不知有关当局打算用什么方式保留记忆。

私家资产要如何处置,外人一般无权过问,除非是政府有意列为遗产加以保护。但面对城市快速发展的大趋势,大家至少应该尽力汇集本地历史发展与地理、建筑等特色的资料,以便商榷如何尊重各个时代的见证,如何为未来的一代人留存历史文化的遗产。作为新加坡社会一部分的华族社群,自然不是说把视野限制于过度狭隘的民族情结,而必须与各族群进行对话,促进对彼此文化价值的了解。

再过两年,新加坡即将庆祝莱佛士开埠200周年纪念。要让未来的新加坡人理解一个国家形成的历程,就必须顾及华社与其他各个族群,在这里留下的人文财富与历史遗迹,这也包括外籍人士的历史记忆。

记得去年在国家博物馆听一位英籍战争考古学家的讲座,他说,新加坡的国土不但留存了一国的文化遗产,也有他国的文化遗产,不能不慎。去年被列为国家古迹的樟宜监狱,就代表了澳大利亚士兵在二战中的记忆。

6月3日,笔者聆听了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作为主讲者的前会长郭建文教授认为,保护文化遗产需要积极性,他强调任何一个社会在这方面的议题,若是囿于一种绝望和士气低落的状态,绝不是一件好事。

他也论及文化遗产的定位不宜过于狭隘,结语中引用了以色列作家阿摩斯·奥兹(Amos Oz)一句意义深长的话,这里将大意与大家共享:有言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依我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是一个半岛,就如每个文化也是个半岛,一半连接着普遍人文的大陆,一半则以自身的独特无双而面向大海。

作者是德国文化遗产学博士
目前为南洋理工大学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访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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