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两次革命”及其未来

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来临,人们不仅对中国关键人事和政策变化开始密切关注,而且更显示出对共产党这一组织的现状和未来的兴趣。的确,对共产党来说,人事与组织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党代会也一直是人们观察共产党的切入点。

至少自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以来,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一直在预测共产党的未来,其中不无“共产党即将解体”的论调。多年来,每次党代会来临,类似的声音便连绵不断。

更有意思的是,每次党代会前夕,海内外的各种因素都会纷纷活跃起来,各方都使出了各种解数释放各种有关高层政治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扑朔迷离,使得人们怀疑共产党的“脆弱性”。

不过,在实际层面,有关“共产党即将解体”的各种论调,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妨碍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建设和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将近40年的时间里,共产党不仅把一个贫穷的中国发展为今天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把数亿人口从贫困中脱离出来,而且也与时俱进,通过党建大大强化了自己的力量。

那么,各种“共产党解体论”与共产党在事实上的进步这个巨大的鸿沟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个鸿沟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根源,但不管如何,在事实与论点出现差异的时候,需要纠正的并非现实,而是论点。所以,这里的问题可以转化成为:为什么一些人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会解体呢?

唯一的答案就是: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共产党。如果从西方的既有概念和理论包括合法性、民主、分权制衡、多党、宪政、法治、人权、社会抗议等等出发来考察中国共产党,人们实际上并不难得出“即将解体”的论调;但如果从中国自己文化的出发来考察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文化来审视中国体制的合法性、内部制衡、法治、权利、社会抗议等,那么所有这些西方概念会变得毫不相关,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可能会大大超出任何一个人可能会预估的程度。这些年来,很多观察家越来越倾向于从中国自身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和审视中国共产党。

这意味着什么?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简单地说,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经历了两次最有意义的革命,即秦始皇帝的革命和毛泽东的革命,这两场革命产生了两种即互相关联、具有连续性,但又很不相同的政权形式,即传统皇权体制和现代党权体制。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产物,这场近代革命所产生的这一组织形式,可能会像第一次秦始皇革命所产生的那个政体那样,延绵一段很长的历史。

人们或许会说,自秦始皇帝到清朝的被推翻,期间经历了那么多次农民起义或者其他变革,不叫革命吗?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这些很难被称之为“革命”,充其量是“造反”,或者“有限革命”,即简单的“改朝换代”。秦始皇帝结束了封建体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确立了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一整套基本国家制度”。

之后的诸多皇朝对这一制度有所改革和改进,但基本制度构架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包括建立在个人和家庭之上的皇权、皇帝和军权之间的关系、皇权和相权(官僚机构)之间的分权、士农工商社会分层、“皇权不下乡”(即皇权和社会的关系)、国家和经济的关系(国家垄断主要经济部门)、土地制度的分散与集中等等。

直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至少从思想意识上说,这一代新的革命者立志于改变旧的政治结构,并且从客观上说也是这么去努力的。不过,辛亥革命还不是真的革命,仍然是“改朝换代”式的,因为革命的结果只是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政治罢了,从皇帝转型到了近代式“总统”。

但无论是“临时大总统”或者“总统”都没有社会经济基础,最终以袁世凯称帝的失败而告终。之后政治形式不断演变和进化,直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这场革命的结局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基本国家制度得到重建,国家确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一整套基本国家制度,包括政府、军队、全国人大、政协、中央地方关系、社群组织等等。

其中最关键也是最新型的制度就是“党权”的确立,党权的确立使得传统数千年的基于个人和家庭之上的皇权转型到现代党权或者“组织化的皇权”。党权是继承和创新的结果,说其是继承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皇权的转型,说其是创新是因为皇权的承载体,不再是个人或者家庭,而是整个组织。

从党权形成之后到现在,尽管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但基本构架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实际上说,人们可以说,党权形式仍然处于早期变化、再变化过程,直至巩固和高度的制度化。

现在的问题是,从秦始皇帝到清朝之间的确爆发了无数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如何防止这种革命的发生呢?这首先要看传统革命的根源。传统革命的发生不外乎如下几个大的原因,包括权力继承所引发的政治危机,由体制内高度腐败、自然灾害、或者民不聊生导致的由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或者社会运动)引发的政治危机,和由外敌引发的政治危机。

今天,这些因素也都存在着,也有可能引发局部变革,但要引发大规模的“改朝换代”式革命也不容易。并且就党权体制进化而言,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来防止革命的发生。

简单地说,由外敌侵入而导致革命的可能性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中国具有了强大的国防力量,能够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外力少而又少,而且内部民族主义强大,外在的威胁只能强化政权。

就自下而上的革命而言,尽管中国社会不断经历着不同形式的社会抗议运动,但政府方面的管控和预防能力也同样在增加,这不仅表现在国家暴力机器方面,更是表现在国家的经济能力方面。自然灾害经常导致传统社会的革命,但现在则相反,自然灾害的结果往往是巩固政权;因为在诸如地震等危机发生之后,国家具有强大的能力来有效应付。

实际上,即使在传统社会,真正由农民起义推翻的政权也少而又少,大部分农民起义被朝廷镇压的。今天中国社会能够想象的社会革命,就是已经在其他很多社会发生的民主革命。而发生这种革命可能性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现代党权通过自身的民主化而消化民主的压力。

制度进步但实践困难 

那么由权力继承所引发的危机呢?这方面的确产生过一些问题,尤其在80年代曾经面临严峻的挑战。不过,90年代以来权力继承比较顺利。尽管在这个领域各种问题仍然在发生,挑战也不少,但权力继承制度也在不断强化和完善,制度进步但实践的困难。

尽管中共一直被视为是权威主义,但其制度的灵活性并不亚于其他各类体制,包括西方的各类民主制度。邓小平所确立的领导人限任制、年龄限制、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等新制度因素,已经改变了传统权力更替模式。尽管这套制度并非完善,但只要继续朝这个方面进步,那么可以相信这套制度的进步和巩固。

最缺失的就是能够论证这套制度的意识形态。现行这套制度和传统制度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的党权与传统皇权之间、政府权力与相权之间、党军关系与皇帝的军权之间的关系、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的垄断、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等等方面,无一不是继承和创新的结合。

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组织化皇权远比传统个人皇权来得强大。今天的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和论证这套制度的文化合法性?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不断引入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

尽管这些所引入的因素也触发了中国多方面的变化,不过在政治层面传统文化一直根深蒂固,存在在人们的血液里面。总体上说,在革命过程中,尽管融入了西方的一些素材,但整个革命仍然是中国式的,而非西方式的;革命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式的,而非西方式的,只是表现为不同的制度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人想改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五四运动”以来的数代人都想改变这种传统,但最终的结果并非个人改变文化,而是相反,是文化改变个人。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可以说,从秦始皇帝到当代政治,中国的政治实践是一以贯之的。现在的问题出在概念和理论层面。这一方面说明文化自我生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既然传统文化是逃避不了,那人们只能直面,不能对传统的存在视而不见。历史或许是负担或者包袱,但历史中也有宝贵的传统,但历史简单地理解成为“枷锁”既不正确,也是自我愚昧的做法。

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也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之后所说的,激进的革命只是短暂的,传统并非一场革命而会消失的;即使消失一会儿,也仍然会回来。就是说,传统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离开人们。

从西方引入的概念和理论一直在曲解着中国,各个方面因此乱象丛生,不同的意识形态摩擦、理论合法性的缺失、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各种制度之间关系的调整等等,无一不反映出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深刻冲突。在中国政治中,历史就是合法性。尽管党权每每诉诸于历史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历史都写不出来,或者不能写。例如清史都还没有写出来,更不用说是民国历史了。

这不是史料问题,而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历史上有经、史问题,以经写史,以史释经,现在经史断裂了。当然,中断的不是现实,如前面所说,现实是相通,中断的是经史。人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用外来的经书写中国历史呢?

经史不能统一,就无意识形态建设可言。尽管意识形态建设已经需要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了,但困难则越来越巨大。“五四运动”以来的几代革命者(也是掌权者)接受了西方思想,尽管他们也非常熟悉中国传统,但不可能全盘接受中国传统,而年轻人则完全是西方化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化)。

未来是清楚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必然会出现今天的韩国、香港、台湾的现象,社会变得不可治理。不过,也很清楚,经史统一也绝非回到传统。即使有人想回去,也是回不去的,简单的原因在于实践已经通过容纳新的因素而发生了巨变。因此,人们需要的是一个综合时代。正如佛教被整合融入中国文化一样,这些新因素也必须被整合容纳。历史也是可以写的,清朝也是花了100多年才写好明史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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