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举报是“大义灭亲”?

漫步

最近内政部连续宣布的拘捕行动,显示了所谓的“自我激进化”课题,有了新的转折点。过去,我们常看到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势力渗透邻国军警部门和学校的报道,总以为这是由于他们防恐网络出现漏洞,衬托出我们对这个问题“抓”得很紧,但是当我们发现类似情况竟也出现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开始了解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一个思想激进化,有意到叙利亚参加武装斗争的年轻人,24岁的穆罕默德·凯鲁来自私人保安公司,称为“辅警”,本月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知情不报,还为他建议门路的另一同事,则受限制令约束两年。

凯鲁的激进化之路始于五年前的一次上网搜索叙利亚冲突的资料。他受到极端主义的回教思潮影响时,还不到20岁。

一周前,一名22岁的婴幼儿保育助理伊莎成为首名因激进思想而在内安法下被拘留的女性。

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近日特别指出,因接触伊国组织信息而走向激进化的国人当中,多数未满30岁,其中有五人在青年时期就已经误入歧途。

自我激进化者呈年轻化趋势,突显安全形势的严峻,我不禁思索这两道问题:

其一,每一次的拘捕行动的宣布都在媒体上得到高调报道,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这难道没有起到阻吓作用吗?

新加坡整治贪污,对违法者最大的惩罚是身败名裂和连累家庭,但自我激进化者既然矢志成为“烈士”,公开的报道恐怕不会在他们心理上造成任何压力或是阻吓力,而其家属一般上也得到其社群的同情和帮助。

其二,为何激进化的回教徒一直“抓不完”? 过去几年来因涉嫌恐怖活动被逮捕的人有明显的增加,自2015年1月以来,因恐嫌而在内安法令下被拘留者共有58人,其中18人是新加坡公民。而从2007年至2014年,因涉嫌恐怖活动被拘留者则为11人。这是由于当局的防恐不遗余力,民间举报发挥作用,导致更多的拘捕?还是,激进化的回教思潮已在年轻的回教社群发挥很大的吸引力?年轻妈妈和年轻辅警的受拘留,只是冰山的一角?

最近,从李显龙总理、几位部长,到回教理事会纷纷大声疾呼民间举报,让我们感觉到当局的极度不安。

极端回教主义和自我激进化,已证明跟贫穷问题无关。在新加坡他们并非受压迫的一群,他们有信仰和崇拜的自由,但却为何部分年轻回教徒抵抗力薄弱,轻易上钩?

伊斯兰国组织的渗透力靠的是各地响应“圣战”的感召去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的海外激进回教徒。他们受了实战的军事训练,也学会如何发动恐怖袭击,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成为当地社会的定时炸弹。但那些在暗中接受自我激进化的人,也同样是国家安全的巨大隐忧,他们平日的工作岗位,给了他们掩护。没有人看起来会像是个激进化的人,甚至他们有时“露馅”,讲了一些歪理,也不被人当真。

内政部最新的两次拘捕都提到一个共同点,都说他们周围的人没有及时举报,也许真正因素在于,没有人会轻易相信他们熟悉的人(家人、朋友或同事)竟会是个想到叙利亚参战的人。尤其是样貌清秀的年轻妈妈伊莎,有谁会想象得到她心中正盘算着带孩子出走叙利亚呢?

鉴于最新的事件,新加坡保安协会宣布将跟警方合作,制定一套原则,提高作为辅警应有的警觉性,在雇员中观察任何蛛丝马迹,辨识有激化倾向者。

我国最近成立了“贪污举报与文物中心”,表现出政府维护清廉政治的决心,并要在民间提高举报的意识,但这也必须慎防在社会上发展出一种随意举报的风气,让一些人“公报私仇”,借举报给上司或是朋友带来麻烦。

现在,在防恐工作上,民间举报已是重要的一环,民间的耳目是当局的重要情报来源。类似“贪污举报与文物中心”的举报中心,可以在全国各个角落的民众俱乐部中设立,借一小部分空间展示防恐工作的进展,如每一次的拘捕行动、每一个案的具体情节、受拘留者的背景,以及他们如何走向自我激进的道路等等,都可以通过多媒体和图片展示,并教育人们如何看出身边的人(亲人、朋友、同事)是否具有自我激进化的迹象和倾向。

举报家中成员是痛苦的,但长痛不如短痛,正如伊莎的父亲便后悔没有及早举报女儿,以致她越陷越深。其实这就像举报染上吸毒恶习的家中成员,举报不是“大义灭亲”,而是一种及时的协助。这好比我们看到溺水中的陌生人也该及时的拉一把,何况这还是自己的家人。我们的回教同胞有必要冲破心理的障碍,看到举报的义举对其社群形象和国家安全的意义。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举报家中成员是痛苦的,但长痛不如短痛,正如伊莎的父亲便后悔没有及早举报女儿,以致她越陷越深。其实这就像举报染上吸毒恶习的家中成员,举报不是“大义灭亲”,而是一种及时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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