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云舟:从小国无外交说起

记者手记

小国有没有外交,这是上周末无意间引发广泛议论的课题。说是“无意间”,一来是因为在国际声誉良好的新加坡讨论这个问题显得荒谬;但让人更始料未及的,是这次激辩的双方都是我国资深外交官。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上周末刊登在《海峡时报》上的一篇评论,引起本地外交界哗然。他在文中说,“小国要有小国的样子”,在评断他国事务时应谨言慎行。此番言论遭我国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抨击,指马凯硕“向他国屈膝”,是怯懦的“小国思维”。事发后外交团队多名重量级人物迅速选边站,几乎一面倒向比拉哈里。

论声势,似乎是“骨气”派占尽舆论上风,社交媒体上力挺者大有人在。但这其实反映的是,聚焦的课题已经模糊——小国应该有外交,这点显而易见,而且是块再好用不过的神主牌。与其说马凯硕与比拉哈里是围绕这点争辩,实际上他们争论的,是小国应有什么样的外交姿态。

世界两大强国之间综合国力差距缩小的客观因素,是观察家认为我国外交行为应该适当调整的有力论证。但马凯硕在文中却指,调整外交行为的必要性,源于新加坡进入了后李光耀时代,这个理由显得不充分。区域其他国家调整自己的外交论述,从不是因为他们也有国际声望显赫的开国元勋辞世,而是因为国际格局的牌面已经出现变数。在这点上,新加坡有必要审视自己的外交姿态。

如果外交姿态有变,是否就意味着外交原则上自我妥协?这是此次争辩的核心。新加坡以外交上广结善缘见长,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坚守国际法和对外立场一致。巡回大使王景荣就指出,小国如果不站稳立场,只会鼓励更大的国家施压。但马凯硕也提出,除了坚守立场,也应该审时度势,“大国争得面红耳赤之际,并不一定是强调自己原则的最佳时间点”。

懂得察言观色并不等同于表里不一、放弃原则。这两个观点并不相抵触,但可惜被画上等号,模糊了辩论的本质。“小国无外交”,这句话本是留给大国说的。小国的外交只能靠自己开拓,否则如果自己也甘于“无外交”的命运,就真的只能沦为俎上肉。

必需指出,辩论双方都认识到现实世界里国家大小和权力必然存在不对称,也同意必须坚持外交基本原则。那既然大家的出发点都一样,真正要反思的应该是,马凯硕主张的“谨言慎行”,怎么成了同行口中的“主张附属关系作为国家关系常态”。

这是个目的与手段的问题。马凯硕对于外交势力的理解是,小国的强势来自中立;但比拉哈里却认为,小国的中立来自强势。问题是,注重交友的新加坡,要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政策参照?是“中立”至上,还是“强调中立”至上?如果说友谊必须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那作为外交选项有限的小国,更有释出建立互信意愿的必要,无论是通过作为或不作为。

此次辩论无疑发人深省,抛出了“小国的作为应该是什么”这个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新加坡能扮演好大国之间“诚实的中介人”(honest broker)的角色,但就连最诚实的中介人也知道,诚实最终必须服务于调解的目的,否则一味强调自己的诚实而最后越调越不解,是为玉碎,而不得瓦全。

(作者是本报记者 yznam@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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