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小国有没有外交，这是上周末无意间引发广泛议论的课题。说是“无意间”，一来是因为在国际声誉良好的新加坡讨论这个问题显得荒谬；但让人更始料未及的，是这次激辩的双方都是我国资深外交官。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上周末刊登在《海峡时报》上的一篇评论，引起本地外交界哗然。他在文中说，“小国要有小国的样子”，在评断他国事务时应谨言慎行。此番言论遭我国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抨击，指马凯硕“向他国屈膝”，是怯懦的“小国思维”。事发后外交团队多名重量级人物迅速选边站，几乎一面倒向比拉哈里。
论声势，似乎是“骨气”派占尽舆论上风，社交媒体上力挺者大有人在。但这其实反映的是，聚焦的课题已经模糊——小国应该有外交，这点显而易见，而且是块再好用不过的神主牌。与其说马凯硕与比拉哈里是围绕这点争辩，实际上他们争论的，是小国应有什么样的外交姿态。
世界两大强国之间综合国力差距缩小的客观因素，是观察家认为我国外交行为应该适当调整的有力论证。但马凯硕在文中却指，调整外交行为的必要性，源于新加坡进入了后李光耀时代，这个理由显得不充分。区域其他国家调整自己的外交论述，从不是因为他们也有国际声望显赫的开国元勋辞世，而是因为国际格局的牌面已经出现变数。在这点上，新加坡有必要审视自己的外交姿态。
如果外交姿态有变，是否就意味着外交原则上自我妥协？这是此次争辩的核心。新加坡以外交上广结善缘见长，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坚守国际法和对外立场一致。巡回大使王景荣就指出，小国如果不站稳立场，只会鼓励更大的国家施压。但马凯硕也提出，除了坚守立场，也应该审时度势，“大国争得面红耳赤之际，并不一定是强调自己原则的最佳时间点”。
懂得察言观色并不等同于表里不一、放弃原则。这两个观点并不相抵触，但可惜被画上等号，模糊了辩论的本质。“小国无外交”，这句话本是留给大国说的。小国的外交只能靠自己开拓，否则如果自己也甘于“无外交”的命运，就真的只能沦为俎上肉。
必需指出，辩论双方都认识到现实世界里国家大小和权力必然存在不对称，也同意必须坚持外交基本原则。那既然大家的出发点都一样，真正要反思的应该是，马凯硕主张的“谨言慎行”，怎么成了同行口中的“主张附属关系作为国家关系常态”。
这是个目的与手段的问题。马凯硕对于外交势力的理解是，小国的强势来自中立；但比拉哈里却认为，小国的中立来自强势。问题是，注重交友的新加坡，要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政策参照？是“中立”至上，还是“强调中立”至上？如果说友谊必须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那作为外交选项有限的小国，更有释出建立互信意愿的必要，无论是通过作为或不作为。
此次辩论无疑发人深省，抛出了“小国的作为应该是什么”这个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新加坡能扮演好大国之间“诚实的中介人”（honest broker）的角色，但就连最诚实的中介人也知道，诚实最终必须服务于调解的目的，否则一味强调自己的诚实而最后越调越不解，是为玉碎，而不得瓦全。
（作者是本报记者 yznam@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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