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不让疑虑转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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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思礼38号引发的李家风波,深受国际媒体的关注,论之者众,其中对新加坡有不少负面的看法,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邻国马来西亚的报道和评论尤其密集。

《纽约时报》于本月4日刊登一篇题为《李光耀故居争夺战演变成新加坡国家危机》的报道,该文章称李光耀子女之间的纠纷不仅破坏了新加坡的形象,也演变成一场国家危机。它将纠纷定性为“令外界质疑这个岛国的治理情况,质疑执政党连续58年统治的基础,以及这个国家选择领导人的方式。”

新加坡驻美国大使米尔普里(Ashok Mirpuri)日前致函《纽约时报》,坚决否认新加坡因为李家争端而陷入国家危机,指文章将李光耀故居的去留问题与政府合法性挂钩是“荒谬”的说法。

他说,李显龙总理在弟妹李显扬和李玮玲提出滥用职权等指控后,在国会上发表完整声明,澄清他已回避参与政府处置李光耀故居的决策,并在继承故居后将房子脱售给李显扬,对故居的处置问题“再也没有利益和影响力”。

米尔普里说:“没有国会议员在辩论中指总理犯下不当或非法行为,也没有人提出具体证据支持李总理弟妹的含糊指控。新加坡没有陷入国家危机。”

《纽约时报》对新加坡提出了相当严重的指责,政府作出明确回应,急速修补新加坡的国际形象。然而,李家风波影响新加坡的国际形象是个事实,这也是为何李总理要慎重其事为此进行一场国会辩论,并为其党内议员解除党督限制,好让他们都能在没有心理压力下畅所欲言。而工人党一开始就表明他们所关注的是国家诚信课题,李家的“家事”不是他们的重点。

那么,这场为时两天的国会辩论是否已经达到政府要挽回国家清誉,维护国家体制的目的呢?

《纽约时报》的文章是刊于7月4日,也就是说报道并未完整考虑到国会辩论的内容,它所得到的新加坡“陷入国家危机”的结论虽流于片面印象,但新加坡是否面对潜在政治危机却是个实实在在,必须思考的问题。

反对党议员虽没有作出质疑国家诚信的指控,但他们的立场还是有所保留,如刘程强说,“在姐弟两人对总理的滥权指责还没有受到彻底的调查之前,他不敢作出结论说,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两天国会辩论中,在有关“利益冲突”的问题上,朝野议员也在不同立场上提出了一些尖锐看法。

如工人党主席林瑞莲以“最新副总检察长是前任国会议员,而总检察长曾与律政部长在同一家律师行共事”为切入点,谈到“我们现在又从李显扬和李玮玲那边得知总检察长也曾是总理的私人律师,并曾针对李家故居的事向总理提供意见。”她要说的话不言而喻,但她还是说了,“……从制度的角度而言,这些官员的委任是否能给予公众信心,在涉及政府或甚至总理利益的事件上能秉公办理?”李显龙和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在作出回应时,重申政府在避免利益冲突上的一贯立场。

另一方面,义顺集选区议员李美花则从另一个切入点来表达她对“利益冲突”的关注,她说“……很多人问这场争端究竟是为了什么?主要争执的是什么?遗嘱有什么问题?遗嘱由谁拟定?李显扬说是柯金梨,但她却否认。我们连遗嘱是谁拟定的都不知道,是林学芬吗?如果是,那(李显扬)为什么不承认?他在怕什么?为什么(公开的)电邮中似乎写得很明显,但他却尝试否认(遗嘱)是他妻子拟定的?”李美花提出了民间不少人的疑问。

李光耀最后一个版本的遗嘱目前是否有效,由谁拟定,拟定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的专业道德问题既然提了出来,就不能因为李家风波的两造已经“停火”同意私下解决,而没有了下文。否则的话,这给人们留下的疑问将会转为不安。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正是李光耀一生所坚决维护的,在李光耀身后,他的这份精神遗产若不能为后人好好守着,不就应了所谓“人亡政息”的说法?

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世界廉洁排名中,新加坡每年都给出亮眼成绩,一直领先亚洲各国,在世界上则稳坐前几名(去年名列第七)。这项国际重视的排名,是根据各国工商界和学界对所在国所得到的印象打分。李家风波到底会对我国今年的“印象分”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就看它给国际媒体、企业界和学术界留下了什么印象。

《纽约时报》的“危机论”就是它对这个事件的印象记,我国政府通过大使强力反驳,因《纽约时报》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力不能小觑。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通过行动消除国人和驻新的外国投资家、企业界以及国内外媒体的任何疑虑,李家风波在国家诚信、公平、正义等等给人留下的任何疑点,不能等闲视之,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不能就这样留下一条尾巴,“没有下文”,而让民间窃窃私语。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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