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乱世用重典，在当前全球都面对民众对现有体制失去信心的大时代，被民众委以重任的决策者如马克龙和文在寅，都必须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既有的问题，寻找非常规的解决办法。
法国和韩国在5月分别举行的总统大选里，当选者马克龙与文在寅均不约而同地在胜选演说中强调，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面对挑战。很多观察家都同意，与当前不少国家一样，法国与韩国也陷入社会撕裂，共识不存的危机里，两位新任总统确实得挑起弥合政治伤痕的重担。
导致这种严重撕裂的原因很多，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移民潮，以及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新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所催生的第四轮产业革命，摧毁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失业者却无法胜任新创的工作；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赢者全拿的意识形态，让缺乏能力在新经济环境里竞争的大众，越来越对自己和下一代的前景感到绝望……
当此乱世，社会弥漫着一股不安的躁动，甚至有演变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反叛心态的趋向。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乃至法国政治主流的共和党及社会党，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全军覆没，莫不是对既有体制和统治精英的一次次集体否定。
这种近乎不共戴天的撕裂式政治对抗风潮，也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地上演。台湾的所谓转型正义，正恶化为重播蓝绿对抗、互砍对方政治符号铜像的暴力冲突剧；香港年轻人置产无望的愤怒，异化为反对北京干预，要求政治自主甚至独立的呼声；就连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特区首长的选举，也因为政客操弄宗教力量，而形成极端伊斯兰基层同世俗中产阶级不易妥协的角力。
既得利益抗拒改革、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惰性，永远是历史大时代的主题。以“体制外”自我包装的特朗普，在掌握权柄后非但从华尔街延揽金融大鳄，组成美国史上身价最高的内阁团队，更配合共和党精英企图通过为富人阶级减税，最终会导致数千万美国人丧失医疗保险的立法。向资本投诚的左派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在经济上提出所谓的“第三条路线”向市场称臣，放弃了对经济公平的关注，改为主张女权、同性恋婚姻、动物权利等脱离中下层民众核心利益的课题。
感觉被既有体制精英遗弃的民众，为极端势力政客的崛起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排外的极右派政客虽然看到了问题，却开出致命的药方。既然新自由主义所催生的全球化导致工作外流、移民涌入，那么反对自由贸易协定、在边境筑墙、反对移民和他们的异端宗教等，就成为极右派简单易懂而能让不安且不满的民众产生共鸣的政策主张。
然而全球化只是当前乱世的肇因之一，而且自由贸易实际上改善了全球大多数人口的生活状态，只不过因为赢者全拿的游戏规则，加剧了贫富悬殊问题。况且，人工智能加速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循环，旧的工作被机器人所取代，新的工作却还没及时出现，所以光是排斥移民，闭关自守，还是无法避免经济转型的冲击——除非仿效19世纪英国纺织业工人的卢德运动（luddites），用破坏机器的做法来阻止改变。
仿效19世纪工人的自救行为或许没用，可是参考19世纪思想家的想法却不无益处。对工业革命的观察颇有心得的马克思，对于人们的生产活动创造了经济，最后却被经济反客为主，沦为资本的奴隶这一历史吊诡深具洞见，因而提出了“异化”的概念。这个现象，在当前所谓的“工业4.0”时代仍然具有解释力。尽管与19世纪相比，人类的生产力已经突飞猛进，但资本的贪婪本性依然，异化的经济奴隶还是难以摆脱身上的枷锁。
一些传统左派于是提出了“全民收入”（universal income）的突破性概念，主张国家不设条件，一律给全体公民基本工资，让他们维持起码的生活尊严，无需为了活口而屈就于底薪工作。一旦人人都具备了摆脱资本桎梏的独立性，才能集体改善资本和工人的不对等关系。
反对者认为这是在鼓励好逸恶劳，而且将导致税负加重，可是在新自由主义几乎走入死胡同的当下，任何大胆的概念都值得尝试。况且，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这并非全无理性。现代经济增长靠的主要是消费驱动，当前的经济困境主要也是因为贫富差距扩大，越来越多人不具备消费能力。如果还富于民，或许反而能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同时缓解贫富差距压力，弥合社会的裂痕。
瑞士去年以76.9%的绝对多数，在全民公投里否决了“全民收入”提案。有论者指出，其中原因恐怕是提案的每月2500瑞士法郎（约3500新元）设定得太高。在失业率8%的芬兰，今年2月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试验，对2000名年龄介于25岁到58岁的公民，无条件发放每月560欧元（约860新元）的补贴。试验结果，相信将有助于对“全民收入”效果的认识。
乱世用重典，在当前全球都面对民众对现有体制失去信心的大时代，被民众委以重任的决策者如马克龙和文在寅，都必须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既有的问题，寻找非常规的解决办法。毕竟，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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