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心惠:登山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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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海拔3776米的富士山是日本最高峰,自古以来便受到人们的敬仰与崇拜。它百看不厌的美,在很大程度上与地理位置和形状有关,富士山平地而起,周围无高山遮挡,天晴时从多个城市都能望见宏伟壮观的它。山体呈两边对称的锥状,夏天之外的三季都是山顶冠雪,爱好摄影者喜以近景的枫叶或樱花将富士山框起来,形成一幅绝佳美景。

每年7月至9月上旬是富士山的爬山季节,积雪融化后登山路线开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登顶,从山顶观赏日出美景。富士山在2013年成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后,到日本爬富士山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了。

远观富士山数次后,我7月下旬也穿戴户外装备加入登山大队。但两天一夜的探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并非征服山顶的成就感,也不是眺望千里外美景的体验,而是途中遇到的许多小孩。记得在海拔2700米左右时,看到一群看起来约五六岁的孩童缓缓下山,他们认真谨慎的模样,萌得许多登山者停下脚步拍照。对于大人而言一脚就能踏过去的岩石,在他们眼里却非常庞大,只好坐在岩石上,手撑着岩石,双脚伸出探寻合适的落脚点,脚下每一步都是慎重的决定。教师和家长义工则在一旁拍照和看着——他们只看着,让孩子们自己摸索下山的路。

山路上也看到其他年龄较大的学生,还有跟着父母出游的小孩。当时心里有些复杂,一方面觉得激励人心,他们能登山,我更要加油;同时又觉得些许惭愧,自己步履蹒跚的尴尬状态与他们相比,显得特别“漏气”。

富士山是座活火山,登山者须牢记火山可能随时爆发,但尽管危险,许多日本小孩照旧登山。他们的模样烙印在心里,下山后上网查找资料时发现,原来学校带学童爬富士山相当普遍。一所幼稚园甚至在孩童入学后就开始体力锻炼,他们从带着便当展开两公里长的户外郊游开始锻炼,到了五岁已有能力在山地里进行长达17公里的远足。最后的富士山之行,则算是一种毕业典礼。

这样的学前教育,相信难以在新加坡复制。毕竟生长环境不同,我们对风险的理解与应对方法不尽相同,爱护孩子的方式也不同。这令我想起较早前与任职教师的朋友的谈话。本地教师带学生出行前都必须填写“风险评估管理系统”表格,注明活动各方面的潜在风险和应对措施。尽管这是必要的程序,但有的安全考量确实颇为夸张。

朋友说,某次欲带学生到滨海湾浮动舞台参加活动时,上司要求评估的风险竟包括浮动舞台突然沉没,令朋友哭笑不得。我当下听到时有些吃惊,一方面不得不对教师们周详的风险评估表示佩服,但同时也有些纳闷,这是否无形中加重了教师的行政负担;而更关键的是,家长与学校为孩子可能遇到的任何危险做好完全准备,是否对他们有益?

两年前的沙巴地震,导致九名正攀爬京那峇鲁山的丹绒加东小学师生丧命,一度掀起了学校是否应带学生参加登山这种有一定风险的活动。一年后,校方虽然继续举办领袖栽培计划,但转而在本地举行;活动更安全了,但或许也失去了不少磨练学生的机会。

对我而言,登山极为痛苦,但体力透支中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却又让人很有满足感。对于小小登山者而言,这样的体会或许更为深刻吧。令人好奇的是,若能让登上富士山的日本小孩和本地学生交流,不知日本小孩会怎么描述登山经验,本地学生对此又有何感想?

(作者是本报记者 limx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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